引发争论的刘胡兰、雷锋漫画形象。原书中刘胡兰头发为金黄色，雷锋头发为棕红色
《刘胡兰》、《雷锋》封面
丛书其他三种的封面
哈尔滨出版社于2002年5月出版了一套《少儿注音名人故事丛书》，面向5－8岁的儿童，选取了孔子、刘胡兰、雷锋、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10位中外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英雄人物汇集成册，并根据图书内容，绘制了卡通风格的插图。2003年4月再版，到今年6月为止，共销售27000多套。就是这么一套销路不错的儿童读物，自今年六一前夕至今，却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事件的发端
上海《新闻晚报》2004年5月28日刊登了题为《刘胡兰成金发洋娃娃，少儿图书岂能“漫画”英雄》、《各方评点〈刘胡兰〉，“漫画”英雄实在太离谱》两篇文章，引发了国内媒体及公众对刘胡兰、雷锋卡通形象的关注。文中说“（刘胡兰）在该书的封面上显得十分另类，虽然满身补丁，却穿着充满现代感的低腰褶裙”，“小英雄顶着一个极类似日本动漫中‘不良少女’的特征发型”，“金发女郎被五花大绑，表现的竟是一个革命小英雄壮烈牺牲的最后一刻”。“雷锋也被绘成了一个眼睛溜圆的金发男孩”，“如果不是身上穿着草绿色的军装，简直就是日本动漫人物的再现”。紧接其后，四川《天府早报》也于5月29日发了一篇题为《刘胡兰变洋妞雷锋一头金发》的文章，文中提到“书中多处出现的刘胡兰都是颇为时髦的金发小洋妞形象”，“会不会误导孩子？”
以此为发端，互联网上开始了对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中，反对的声音明显超过了支持的声音。
第一重声浪
杜薇（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公德行动》栏目策划人）
我在新浪网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后，第一反应是：这真是一个读图时代。现在的孩子对图画的理解和喜爱可能已经超过了文字。所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出版社出了这么一套书也就有它的商业考虑了。但雷锋、刘胡兰是影响了几代人的英雄形象，就和不能随便恶意改编“红色经典”一样，怎么能不经过慎重考虑就把英雄人物漫画化呢？特别是在中国做出版和发行，更要讲党性原则，讲究舆论导向。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理解但绝不能容忍。国家当前相当重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我作为少儿节目的策划人员对此感触颇深，所有为儿童提供精神食粮的同仁，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肖兰（中央电视台《大风车》栏目编导）
网上对此已有正反两方面的看法了，我首先声明我没看过具体的书，只看了网上的图片，是这套书的封面。我觉得当前整个社会，特别是娱乐圈有一种“戏说历史”的倾向。但拿刘胡兰和雷锋来做文章，就叫人不能容忍了。娱乐是有规则的，娱乐化不是泛娱乐化，应该有界限。有一些东西是绝不能碰的，你改编可以，但要尊重历史。这件事充分说明现在的出版工作者缺少自己的立场，有媚俗的倾向。作为文化传播者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和人文观，有自己的操守和立场。不能为了追求更大的市场利益，更轰动的社会效应，而搞出这种噱头。传播工作者不能为市场所左右，应该游离于市场规则以外，应该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做“社会的一双眼睛”。
任远（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教授）
我立场很鲜明，非常反对这种糟蹋先烈的做法。首先，媒体工作者应该作一番自我检讨，不能在金钱的驱动下丢失使命感和职业道德。任何大众传媒都有一个导向问题，这不是社会主义形态下特有的，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意识形态本来就更强，我们不应该只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精神引导力也都是衡量其优劣的标准。这件事给传媒界敲了一次警钟，我希望所有的传媒工作者都以此反思。其次，这里有一个人权、肖像权的问题，从最低限的角度说，他们不尊重人权，因为雷锋、刘胡兰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英雄，他们不是虚构出来的，他们给几代人带来力量和鼓舞的源动力，怎么能这样随便糟蹋？再从资源保护方面说，这种做法不仅糟蹋了供大众学习的精神资源，还糟蹋了物质资源，因为这套书被撤柜，必然要造成经济损失。最后，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是，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不断涌现，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约束规范自我，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沃建中（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是研究心理学的，当然首先从儿童心理角度考虑，刘胡兰和雷锋被卡通化，可能的确符合了孩子们喜欢“变化和扩大”的心理。就我的理解，这种变形还不能说是丑化，国外也有把克林顿、布什漫画化的例子，这是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从历史的角度说，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应该去歪曲历史，这样极不利于人们读解过去，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应该引为前车之鉴。
韩小蕙（女作家）
我最先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这个消息。我首先疑惑的是，作为正规出版社出的这套丛书，应该是经过层层审批才出版的，这样的书怎么最终出来了呢？这对未成年人是一种不好的引导，是对“红色经典”、“革命经典”的一种消解，改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完全是一种商业化操作，这种倾向会带来比较消极的影响。而接下来让我特别不理解的是有少部分人居然持赞同的观点，甚至包括媒体。比如北京某台的两个年轻的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竟说，出版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是怕吓着今天的孩子，因为刘胡兰、雷锋都在苦水里长大，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为了不让今天的孩子被他们的苦样子吓着，所以做成了现在时尚的形象。这样的舆论导向实在是不高明。至少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很糊涂。他们这样的观点通过媒介传播出去，会影响一大批人，特别是青少年。新闻界由此应该做一番自我反省，主持人的政治素质很重要，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意识把关，就很容易出问题。我第三个疑惑的地方是，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为什么不敢批评了。中央某台虽然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他们也只是引用了一些家长表示“不理解”的话，仅此而已，并没有鲜明的立场。批评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一个工具，和表扬、鼓励同等重要。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清醒的批评的声音，那么它就不能匡正自己。这个事情是当前物质主义泛滥、金钱主义至上的一个反映，我在这里呼吁大家集体反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以崇高的精神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阎朝晖（电视编导）
我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所以我很关心这件事。我首先要说的是，对孩子的教育一定要还原历史原貌，尊重真实历史。如果让孩子去了解被扭曲过的历史，那必然会对民族精神的传承、民族文化的认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孩子们今天过着吃麦当劳，穿名牌衣的生活，和刘胡兰、雷锋的距离的确很远，那我们就更得花功夫去还原历史，把真正的英雄形象告诉他们，让他们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一切。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孩子们接受不了和他们相去甚远的生活而故意歪曲历史，这种革命形象漫画化的做法坚决不能迎合。
荣挺进（图书策划人）
从孩子家长角度说，我不愿意让我女儿学习六七十年代树立起来的雷锋、刘胡兰形象，他们的事迹的确值得赞赏，但他们的形象是一种被政治化和概念化了的形象。对他们的神圣化、非人化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今天把他们漫画化、商业化、戏谑化，和过去的政治化、神圣化有一定相似的地方。今年3月份的时候，出了很多雷锋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关雷锋日记中的爱情故事出版了。这是作为一个真实生活中的雷锋形象出现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了解的是真实的英雄生活，而不是经过政治虚构和商业虚构后的英雄形象。从历史真实角度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真实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一旦发生了，它就只是一个历史材料，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读解，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历史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我给予孩子的教育是诚实的，是人性化的。
在第一重讨论的浪潮当中，隐含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评论人的信息来源多为纸媒或互联网上简短的新闻报道，而非是引发争端的本体――《少儿注音名人故事丛书》。客观地讲，这是一种“二次阅读”。这里面会不会存在由于传递链条上信息流失而造成的误读或者片面解读的可能呢？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很明显地感觉到，“金发洋娃娃”、“不良少女”成为关键词，正是这些字眼，引发了评论者强烈的不满。那么，它们是怎么被定义出来的？书中的情况又如何呢？
当事者说
记者首先拨通沪上媒体《新闻晚报》的电话，正是该报于5月28日刊发的《刘胡兰成金发洋娃娃，少儿图书岂能“漫画”英雄》、《各方评点〈刘胡兰〉，“漫画”英雄实在太离谱》两篇文章，成为了争论的导火索。文章作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两篇报道的采访刊出过程作了说明。
《新闻晚报》记者
我接到家长反映之后去了书店，并买了《雷锋》、《刘胡兰》，都仔细翻看了，我还采访了出版该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然后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发了两篇文章，且第二篇文章里有各方面不同意见的碰撞。
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提到的两篇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作者发稿的初衷：“时代无论怎么发展，都应该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思想道德教育等主流的价值观。”
负责丛书封面以及内文插图制作的“草人工作室”负责人李杰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我们在技法上的灵感来自于欧洲的水彩勾线画法。2002年出这套书时，几米同种技法的书非常盛行，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画法是受市场欢迎的，所以在封面设计上选择了这种技法。因为这种技法很难，所以书中插图就选用的更简单的电脑添色法。”
具体到雷锋、刘胡兰的形象设计，李杰说：我们当时的考虑是这样的，我们恪守的一个原则是要画出英雄内心美好的感觉，人物的性格一定要饱满。比如雷锋，他除了共产主义信仰外，他还有对自然、人生美好的憧憬，他有这种基本的爱，才可能有对人类的爱。同时考虑到是儿童的书，所以就把他处理成向日葵下可爱的小男孩形象。而刘胡兰，除了有英雄的精神，她还有作为一个女孩温柔爱美的一面，所以我们就给她穿上了裙子，并放了一朵红色的小花。至于书里把她画成黄头发，我们当时考虑到黑色太闷，中国人的头发有些是黑色中偏红色或黄色。而相比之下，黄色更亮，更温馨，更活泼，更适合小女孩的形象，所以选择了黄色。它并不是外国人头发的金色。卡通本身就是夸张和抽象的，并不是生活中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同时，我们这套书不是史学书，只是小孩的漫画，所以在一些细节上没有去考究。网上的一些“不良少女”、“金发洋娃娃”的评论我也看到了，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审美思维有些落后。
到记者发稿为止，出版该套丛书的出版社的社长尚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据该社社长透露，在这以前虽然有电话打到过总编室，但他们除了简单的解释外，从来没有正面触及此事。记者刚打通陈社长的电话时，他也很回避。当记者说，我要问的不是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是你们身处其中的感受，陈社长才一点点打消了顾虑。
陈社长认为这套书并没有问题。他们关注着网上的各种报道及网友说法，但不能接受的是，有的发言人并没看到这套书，只是在人云亦云。陈社长告诉记者，这套书于2002年出版，由于销得不错次年又再版发行。
为什么一本已在市面上卖了两年的书会在今年六一前夕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呢？陈社长认为原因有三点：第一，六一是孩子的节日，媒体自然会关注孩子的事情。第二，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全社会都很重视这件事情。第三，当前各界都在批评乱改“红色经典”的现象，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把两事混为一谈。陈社长还说：现在没有任何政策说不能用卡通给孩子们讲英雄故事，卡通是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色彩鲜艳，笔法夸张写意，肯定会打破传统中国人的画相。这套书还有居里夫人、孔子等等，能说他们本人就是画的那样吗？为什么单拣雷锋、刘胡兰来说呢？如果是在业务方面给我们提意见，我们能接受，很欢迎，但扣政治帽子就让人受不了。
在此套图书出版以前，该社社长表示已经进行了深入的市场调研，认为中外名人故事兼具德育教育和励志成长这两大元素，是对少年儿童成长教育的好教材，于是决定出版这套以5－8岁儿童为对象的注音名人故事丛书。同时，一方面为了引起低龄读者的阅读兴趣，一方面考虑到10位名人分别生活在古代、近代、现代，为了这10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名人能以统一的风格出现在书中，出版社就决定用卡通的绘画方式。
各方观点
就审美范畴与业务范畴，业内人士又是怎么看待的呢？记者带着丛书，采访了中国版协连环画艺委会秘书长林阳，得到的是这样的观点：
我翻看这几本书之后，第一感觉是对雷锋、刘胡兰等形象的处理不太严肃。雷锋、刘胡兰等人都是人们认同的熟知的英雄，但如果我们不看文字只看插图，根本就看不出这是雷锋和刘胡兰。画图者没能把握住这两位人物的神韵，书中刘胡兰就像安徒生笔下的欧洲小女孩，形象定位不准确，从我的视点出发，“金发洋娃娃”这样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此外封面形象和书里形象还有较大的差距。整套书我粗粗翻看了，像居里夫人等外国名人的形象也存在这个问题，可见画家的水平不高，同时缺乏对历史知识的把握。比如雷锋在书中戴着一顶五角星的帽子，但雷锋生活的年代，帽徽不是这样，应该外面有一圈，里面才是五角星，并且有“八一”的字样，还应当有领章、肩章，平时军人必须系上风纪扣。雷锋在当时是班长，他的军装不可能有四个兜，那是军官穿的，他的衣服应该只有两个上兜，像这些常识性的错误都不该发生。
再有，这本书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责任编辑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通常，人们认为美术编辑容易做，其实不然，美术编辑应当是个杂家，熟悉历史，在看稿子的过程中，能够指出画面的不妥之处。明朝人不能画成清朝人，拿破仑不能画成肯尼迪。
为了得到更加全面的看法，记者把丛书带到了前门小学，几天后，该小学三年级一班和二班的几位小同学交来了读后感，孩子们纷纷用稚嫩的文字表达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之情。看上去，丛书的教育导向是积极的、正面的。其中三年级二班的关凌云同学在《〈刘胡兰〉读后感》中写到：“我也要向刘胡兰学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慌张，并且大胆面对，在任何困难下都意志坚定。刘胡兰连死都不怕，我们在学习上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年龄稍大的孩子则展示了更多的思考。
段超越（北京九中高一八班）
我觉得画太少。因为这是针对5－8岁的孩子读物，大多都是妈妈念给孩子听，孩子看插图，那我就觉得插图太少。这封面也没什么不妥，设计得卡通一点，可以吸引眼球，但里面的插图一定要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该严肃的时候一定要严肃。里面刘胡兰画成了黄色头发，这不太好。但时代不一样了，不能老用以前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此外，我有一个建议。毕竟买书的是家长，家长是第一个把关的人，那出版社也应该考虑家长的接受程度。比如在封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幅英雄的照片，这样家长在心理上就有一种缓冲和安慰。
孙远（北京九中高一八班）
这种漫画方式我觉得很好。这套书我也觉得很好。英雄事迹、英雄精神在书中得到了真实体现。革命教育是多元的，孩子们带着兴趣看这套书，可以更多地了解英雄事迹，这就达到了（出版）这套书的目的。而如果要了解英雄的形象，那可以看革命老电影，里面刻画的英雄形象是相对真实的。这套书里面的插图我觉得很符合孩子的审美标准。
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手段服务于教育目的，教育形式转变是可以进行尝试的。
郝副校长（北京市第九中学）
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雷锋、刘胡兰所处的年代距现在有一定的距离，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孩子们可能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隔膜。该套书采取漫画这种方式，我想它只是在形式上做了改变，内涵和实质没变。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刘胡兰的封面形象不是太好，此外，出版社是否应考虑在封二、封三加一幅英雄的真实照片，这样可能妥当一些。教育孩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兴趣接受。正如孩子们对距离遥远的东西接受起来有难度一样，我们成人现在可能也不太能接受这种漫画形式。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要精神能传承，形式是可以做适当改动的。
程副校长（北大附中）
我翻阅了这套书，觉得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它只是在外形上做了适合儿童阅读趣味的改变，但英雄事迹、英雄精神没变。现在小孩子是读卡通长大的一代，可能正因为如此，出版商就出于商业利润的考虑，选择了另一种教育方式。书中的插图和“崇洋媚外”没什么关系，它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卡通风格。但我同时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就我的教学经验来讲，负面影响肯定有，但不是本质的。它和曲解《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那完全就是丑化和歪解，而这个，只是教育形式的转变。
在进一步的采访中，儿童教育以及儿童图书出版方面的专家给出了明确的意见：英雄人物可以进行恰当的漫画化处理，但是要把握好原则。
朱海燕（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北京165中学法制校长）
我仔细看了《少儿注音名人故事――刘胡兰》，我对该书的总体评价是：装帧精美，并以注音的形式，配合插图，讲述少年英雄刘胡兰的事迹，是一本比较优秀的少儿读物。
该书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同时也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法律规定，是一本可以出版发行的书。
这本书内容为宏扬革命正气，歌颂革命先烈，积极向上，能够对少儿读者起到正确的思想引导作用。本书争议的焦点在于书中插图刘胡兰的形象，将革命先烈设计成卡通形象无可厚非，这样儿童也更容易接受，符合儿童教育的规律。儿童读物本身的特点就是色彩鲜明、对比强烈，要求美感并结合儿童的兴趣特征。儿童眼里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他们甚至可以把太阳画成绿色，把月亮画成蓝色。插图作者用成人的笔触揣摩儿童的精神世界，也许不符合一部分人的审美要求，但也可以看出良苦的用心。可以说，审美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很多爱美人士把头发染成各种颜色只是审美情趣不同，与民族精神的表达无关。我认为不一定要把过去的英雄人物表现得破衣草帽。
我在看这本书时还注意到，插图作者在表达女性人物时使用的头发颜色多为金黄、红、紫、绿色，而男性头发多为黑、咖啡色，这应该是作者个人的设计理念以及审美的感觉，而非“崇洋媚外”，因为西方人的头发也很少有紫色、绿色。
时代在发展中，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宣传英雄先烈的事迹、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赋予英雄人物以新的形象，也应该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这与“篡改、歪曲历史事实”没有任何关系。
评价一个出版物是否优秀，应看重其本身承载的教育价值，而不应一味拘泥于形式。西方国家连总统首相都可以漫画的动物形象来表现，我们却在为英雄人物的头发颜色争论不休。更何况本书是将刘胡兰与孔子、牛顿等人物同列，可以说是给予了英雄刘胡兰非常高的评价，属于宏扬主旋律的读物。
安武林（北少社宣传策划室主任）
我认为这种漫画化处理方式是妥当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好，人物宣传也好，更重要的都是优秀事迹和精神的宏扬。我们做少儿读物需要考虑孩子的阅读心理，不仅在文字上要曲折有趣，还要在视觉上吸引儿童，雷锋、刘胡兰就其形象来说都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按原形展现肯定不能吸引孩子。卡通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卡通漫画就是有夸张写意的成分在里面。这套书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我们在过去的年代有把英雄神圣化、完美化的倾向。当前，人们对这件事情反应如此激烈，也是因为有一些不恰当的思想遗留。我们不能用成人的观点来审视儿童文学作品，比如，成人认为猫狗不能说话，但儿童就相信。同样，大人接受不了他们心目中传统的雷锋、刘胡兰被画成这样的形象，但孩子们就会喜欢。漫画卡通在中国不是很成熟，我们还处于发展期。日本的卡通就很成熟，这也可能是有些人说这套书里的英雄形象像“日本动漫”的一个原因。但这都属于审美范畴、业务范畴，和歪曲历史、丧失民族责任感是两回事。
林阳秘书长对卡通形象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补充：应当肯定地说，卡通是可以表现英雄人物的，卡通是孩子们欢迎的一种表现手法。但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第一，要考虑社会对英雄形象的承受能力和认同程度；第二，卡通虽然要运用省略和夸张的手法，但必须在真实形象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是写实基础上的变形。抛去需要讨论的漫画后的丑化或美化的问题，首先得像这一个人。比如画姚明，大家一定认为是姚明才行；第三，要注意历史真实。比如道具、环境、服饰，都应当代表当时的历史背景，要有时代感。像日本人曾用漫画表现过中国的《三国演义》，他们在画之前，首先做的工作是搜集中国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图样，比如兵器、服饰、酒具等等。如果画姚明，那么他身上穿的球衣，号码，包括手里拿的篮球，甚至背景都应当是准确的。
对于网上以及社会上的多方观点，哈尔滨出版社陈社长没做任何评论，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也始终坚持社方的初衷是好的这样一种态度。他认为争论对于出版社的成长和进步是好事，漫画处理只是在少儿读物方面做的一个探索。他还表示以后的工作方向不会因为此事改变，还是要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宏扬主旋律文化，但这事也给社里敲响了警钟，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多地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争论远没有到停止的时候，但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丛书，实现“一次阅读”，更多理性的声音和建设性的意见会被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