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西方美学史》也是在“朱光潜范式”下的一种写作，作者所追求的是在不颠覆西方美学史著基本形态的前提下，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中国，西方美学史的奠基之作是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朱先生从基本的体例、
章启群先生的《新编西方美学史》也是在“朱光潜范式”下的一种写作。既然名为《新编》，章先生自然有他自己的追求，那就是在不颠覆西方美学史著基本形态的前提下，有所突破和创新。
从写作方式上来看，《新编》属于传统的“史”的写法，即以时代为经，以每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为纬。在评述每一位美学家的思想时，既注意他与此前的思想流派的联系，又注意到他对后来的美学家的影响，从而体现出美学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学在严格意义上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章启群注意把美学放在哲学的大环境中去考察，这方面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的评述中。这样一来，在章启群眼中的西方美学史，每个代表性人物的美学思想成为美学史上的一个“点”；把他们连起来，就形成了一根清晰完整的历时的“线”；对每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总体介绍，又在横的方面构成一个展示美学成长土壤的共时的“面”。点、线、面结合，构筑了一部立体的西方美学史。
那么，它“新”在何处？一言以蔽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全书显得线索简明清晰而又重点突出。
首先是关于“什么是西方美学史”的观念。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认为美学的核心问题是“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其实，严格来说，这四个问题只有“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才是真正的美学问题，而“典型人物”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则属于文艺理论的问题。这种摇摆于美学史与文艺批评史之间的立场，使朱光潜先生的美学史未能专注于美学问题，使得基本线索显得模糊、芜杂。现在看来，这不能不说是《西方美学史》的一个缺憾。
《新编》对于“什么是美学史”达到了一种自觉。作者在评介了塔塔凯维奇、鲍桑葵、吉尔博特、库恩、克罗齐几个西方美学史家的观点后，提出：“美学史不是一种简单的美学史料的编纂、描述史……一部成熟的美学史著应该表现出一个当代学者与历史上美学思想家的对话，这个对话涉及美的哲学、艺术形而上学、审美的趣味和观念、艺术的形式和特征（即美感的经验形态）等，中心问题仍然是美对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价值和意义。美学史应该追问的一个终极问题是：人类为什么追求美和艺术？追求怎样的美和艺术？前者涉及人类审美的先验基础，后者则涉及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创造的本质。”（“导论”）
作者的这个观念，应该是汉语西方美学史写作的一大进展。从所论及的西方美学家这一角度来看，《新编》与《西方美学史》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从内容上来说，则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章节中，基本上剔除了关于“典型人物”的内容（作者的有所不为），而是集中论述美学的基本问题，思考的中心围绕着“美对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由于论题相对集中，《新编》全书的基本线索非常清晰、明确。这种新的视角把读者的眼界提升到21世纪的新视域，也给全书带来一种清新的理论气息。
作为美学史的背景，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对于西方文学艺术史的叙述和分析比较充分，而对于西方哲学史的介绍则比较单薄，尤其是在论述一些重要的美学大家时，对他们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内在关联方面论证略嫌不足。同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朱光潜先生在对于西方各种美学思潮和理论的评价上有很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章启群不仅重视对西方文学艺术史发展脉络的描述，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上也用力颇深；尤其是在一些美学大家的评介上，《新编》比较深入地把他们的美学思想与他们的哲学体系内在地贯通起来，达到一种理论描述的自足。这正是本书有所为的一个突出体现。例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如何沟通《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这是西方美学史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同时这也是真正理解康德美学思想的关键问题。朱光潜先生的叙述比较简单，而且没有详细的论证。《新编》则通过对康德文本的层层解读，一步步推导出其中的内在关联。由此可见《新编》作者不仅对于《判断力批判》具有较深厚的学养，我们还看到他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所下的功夫。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他在编写《西方美学史》的过程中，花在资料收集和整理上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他真正写作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朱光潜先生的这部力作，经半个世纪仍然称雄学界，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新编》从整体上说，在资料工作上要逊色于《西方美学史》。但是，由于年代的关系，《新编》在朱先生的基础上，使用了近些年收集的一些新资料，使得内容更为丰富，论证更加充分。古希腊、中世纪等时期尤其如此。同时，《新编》对于朱著中有些资料作了新的翻译和解释。
《新编西方美学史》章启群／著 商务印书馆2004年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