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现代性能研究中，詹姆逊没有像其他有些学者一样去抢夺现代性话语权，迅速占领制高点，而是表现了相当的低调，甚至有些为现代性研究泼冷水的味道，这是颇为值得我们玩味的。他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此外，我们要问：现代性影响也许不只是限于对过去时刻的改写，即，对过去已有的说法或者叙事进行的改写。放弃我们分析现在时所用的现代性，更不要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的情形，这样做无疑能够为推翻一些现代性（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当然还有其他取得这一目的的方法。”（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力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性的态度和对现代性的理解，以有利于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综观詹姆逊有关现代性的论述，其现代性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的方面，这些思想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詹姆逊主要是从时期（period）的意义上来看待现代性的。从社会层面上看，现代性主要指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内发生的社会变革，即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从文化、文艺层面上看，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代表的文化，以及由此确立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倾向。具体来说，新的时间意识开始出现，即时间的“可测量性”、“可生长性”和“不可确证性”在文艺作品中开始被表现，这也是产生现代性的条件和标志：“对时间这种新的不加掩饰的经验，才在西方――在关键的1875年，即波德莱尔的诗歌年和福楼拜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年――产生出最初对‘现代’的表达方式。”（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而且文化现代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文化现代性受到了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受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是对帝国主义或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上的变革的及其意识形态的――革新、创造、异化、危机――的反映，又表现了对后者的不满、抗议和抵制。而且，文化现代性在前期与后期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前期大都表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抗议和反抗，但后期有所转变，有的文化被资本主义体制所吸纳、同化、收编，有些文化甚至被奉为经典，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现代性是帝国主义阶段或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鉴于现代性的复杂性，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层次来对待它。
第二、现代性是一种叙事。詹姆逊对现代性哲学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也否定了发明现代性概念的行为本身，这主要基于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即现代性属于叙事的范畴：“现代性哲学基本是没有用的，没有向我们说明任何事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觉得我很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人们对它进行调查的社会学状况，现代性属于叙事范畴。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有讲述内容的故事。人们不能从中衍生出哲学。”（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12期）也就是说，现代的各种变革是通过现代性的中介得以展开、实施、持续和完成的，没有现代性所起的支持、宣扬和维护作用，就决不可能有现代变革的实践。实际上，现代性通过叙述现代变革的合法性、取得的成果和美好的前景，坚决抵制和反对那些阻碍变革的意识，最终广泛地动员了社会力量，为人们提供了参与现代变革的勇气、信心和决心，使现代变革深入人心。其中，现代性所承担的正是叙事的功能。当然，在现代性的叙述中，为了构造现代性的神话，为了使现代变革的故事讲述下去，不乏为了达到其目的的种种叙事手段、技巧和策略。因此，只能以叙事学的态度和视角来对待它，也不能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对此予以验证。
第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未完成的现代化的社会状态，而后现代性对应于其现代化趋于完成。”（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也就是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依时间顺序连续展开的两个阶段，前者是现代化社会的未完成状态，后者是现代化的完成了状态。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吉登斯视后现代性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否认其存在。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将要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初期的现代主义。这些都是詹姆逊不能接受的。在詹姆逊看来，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时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既有继承，也有断裂，而且断裂更为突出。后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后果是：“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7页）在这两方面，现代主义时期的发展程度是远不能与现在相比的。即使在阐释现代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后现代的语境和前提，即“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的这个假设。”（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5页）否则就有可能落入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陷阱。
实际上，通过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找到阐释现代性的两条路径的分殊：一条是鲍曼、吉登斯、卡林内斯库等人的理解，即存在着两种现代性，后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它是对现代性的抵制、反思，也可以称之为“自反现代性”；一条是詹姆逊的理解，即现代性是后现代境遇中现代性，也是一种后现代性。同样，在中国学者中也存在这样的分歧。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内地学界对接受詹姆逊演讲的复杂性。由于采取前一种理解的思路，也就有了王一川等人的看法，“后现代性应属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状况；它是在现代性进展到一定的时刻出现的，呈现为现代性的自我表现反思或反抗状况。可以说，后现代性属于现代性内部自我表现消解或自我反抗力量的集中爆发形态，可称‘自反性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自反状态。后现代是在现代性进展到需要自反的特殊的危机时刻才悄然现身的，同样，它也可能在完成了自身的自反使命后依旧悄然隐身于现代性话语之中。隐身不等于消逝，而应属于‘缺席的在场’。后现代总会借助于现代性话语而呈现自身。”（王一川《是后现代激活了现代》，《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7日）由于受詹姆逊的影响，把现代性视为后现代性，这是内地学者对詹姆逊的期待，但詹姆逊的思想已有所转变，即“如果说此前他是力图用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来整合诸种后现代，以实现后现代的合法化的话，那么，他现在则是反思后现代，向我们指出‘后现代’里所包含的潜在的危险。”（曾军《中国学者为何“背叛师门”》，《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7日）。昔日的后现代大师，今天却大谈后现代性的危险，使中国学者的期待落空，势必导致中国弟子对他的不满，也就有了“文化教父”等不敬的称谓。
詹姆逊文集（4卷本）
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
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
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
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