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0日吴奔星先生走了，就像烛炬最终熬尽仅有的一点发热发光的能源，不在意料之外；由于耄耋老人，因病魔的摧残并与之打拼已好几个年头了。但噩耗传来，呆坐在书桌前良久，回想起每次跨进他书屋，总见他伏案工作，笔耕不已，老而弥坚，硕果累累，以及与我交往中的点点滴滴，我的心脏还是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
我这里回忆的，只是关于吴先生的几个碎片。
我不是吴先生的诗友，我与吴老很少谈诗；我向吴先生请教并谈论得更多的是鲁迅。他长期担任江苏鲁迅研究会会长，我忝列理事，20年来开会见面的机会多，登门请教的机会也不少。
1986年春天，南师大唐纪如先生的《敌乎友乎，岂无公论？――重评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致鲁迅信》，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一年第一期发表，引起吴先生的关注。一天，他通过洪桥先生约我去他府上谈论这篇文章。他先问我的观点，我说不敢苟同。吴先生说：“唐纪如这篇文章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但我不便写文章，因为唐纪如是我学生。老周，你既然也不赞同，那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我说：“恐怕写不好，这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问题，涉及的资料与纷争太多太复杂。”吴先生说：“这是关系到鲁迅的一件大事，文章出在江苏，应该由江苏的同志出来争鸣。我了解你，你的文章大多注意充分占有资料。你下点功夫，能写好，写好拿来给我看看。”没有教训，只有启示。由于吴先生的鼓励，我只得勉力为之。于是，我花费了20多天的业余时间，挑灯夜战，一气呵成3万字的长文。我写好后，他看了觉得满意，并说这是一篇很好的驳论。但认为原标题不够好，几经推敲，结果由吴先生一锤定音为：“是乎非乎，岂容颠倒？――评唐纪如同志的〈敌乎友乎，岂无公论？〉》。他还解释说，“本来就是‘是与非’，为什么还把‘是非’说成‘敌我’呢？这样好，鲜明。”考较题目的对仗与工整，并与争鸣对方观点对照起来，这是吴先生创作旧体诗的习惯。把这个文字技巧，运用到这里，确给拙作增色不少。拙作当年发表后，2002年2月又为《谁挑战鲁迅》论文集收入，但吴先生已在病中，我已不便拿这本新出的书让吴老寓目，重温“敌乎友乎，岂无公论？”与“是乎非乎，岂容颠倒？”这副由他敲定的对子，再让诗人抚掌大笑了。
吴先生主持每年的江苏鲁研会，我觉得也有几处可圈可点。1982年秋天在南师大礼堂召开，吴先生在主席台首先开讲，他说：“现在客人还未到，由我先讲，边讲边等。我的题目是‘试论鲁迅的前期与后期’。……”他还没有说上十来分钟，匡亚明先生与陶白先生作为江苏鲁研会的顾问已前来赴会。吴先生发现，即刻打住：“现在我就说到这里，下面请匡亚明同志和陶白同志分别给大家讲话，请鼓掌！”虽然会议还有机会，但他把自己的论题早就抛到脑后，不再提起，尽可能让更多的同志发言。可是到了来年，吴先生又主持会议的开场白时，谁都忘记了他那中断的论题，可他仍兴致勃勃旧话重提：“去年我说鲁迅的前期与后期，说到哪里了？”全场哄堂大笑！但吴先生不笑，他依然认真地讲了起来……
最使我难忘的是，1986年秋天在南京武定门附近开的江苏省鲁研会年会。当时因在《青海湖》杂志上发表《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而被全国不少报刊批评得“声名狼藉”的邢孔荣，吴先生动议请他来南京参加会议。会前，吴先生还与邢孔荣单独谈过话。邢颇受触动，也很感动，惟有江苏能这么平等地对待他。吴先生的观点很明确，虽然不赞同他的观点，但并不妨碍我们与邢孔荣交流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交流不是坏事。那天，唐纪如自动赴会，吴先生也表示欢迎。会议观点交锋的激烈程度，当可想而知。一个人发言一停，常有十几个举手要求发言，个个争先恐后。而会议在吴先生的主持下，并未发生混乱。最后，吴先生总结道：“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气氛热烈而友好！贯彻双百方针，我的理解就是要提倡百家意识。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家，在学术问题上每一家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与自由。观点不同就要开展平等的争鸣，只有在争鸣与交流中才能求同存异！今天的会议体现了这个精神！”事隔快20年了，拿吴先生的话，与当时有位大人先生对江苏邀请邢孔荣赴会也当作一个事件来讨伐，作一比较，认识之高低，真有天壤之别。
江苏鲁研会到连云港开过两次会。我记得可能是后一次，吴先生是由吴师母陪同的，留有一件趣事，在记忆中难以磨灭。会议期间，安排观光了好几处名胜，一次到了一个我已忘了名字的风景区，大客车一停，大伙儿都争先恐后地登山而去。剩下十来人，或因疲乏，或因腰酸脚痛，或因年长，只得在山脚下的一座小饭馆坐下望山兴叹，等待登山而去的大队人马。这其中有吴先生与吴师母，还有我，更多的是吴先生已在高校任教的学生。开始坐等，彼此谈天说地，大家兴致还好。临近晌午时竟觉得有些饥肠辘辘，但也无人点破。这时，不知谁冲着吴先生冒了一句：“吴老师，您是会长，应该请客，我们就这几个人！”紧接着几位女士一哄而起：“对对对，吴会长应该请客！”吴先生只是随大伙笑，并不回答。当起哄越逼越紧时，吴先生沉着地应对道：“你们我一个都不请！我只请一个人，”并把手指向在旁默不声响的我，“我就只请老周一个人！来，服务员同志，给我们这桌来三碗面条！”我说应由我请吴老师，但吴先生态度坚定，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在我与吴师母也熟识。吴先生就这么机智地从容地成功地化解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围剿”。大伙儿只是一个劲地笑，也没有其他话可对，也说不上偏心之类的话。我想，吴老大概看准我与在座诸位的无可比性罢。因为除我而外，在座各位个个都是鲁研界的专家，而我只是个以医生身份在鲁研界客串的边缘人。吴先生此举既没有使自己完全陷于被动招架的地步，却巧妙地取得主动突围而去。大家对吴先生这一招既感意外，也很开心，因为光坐饿等的僵局就在这几个回合的风趣说笑中由双赢的场面打破，个个都有滋有味地拖起面条来。
筹建南京鲁迅纪念馆，是吴先生逢会必讲的永恒性话题。吴先生的意见，是要把南京鲁迅纪念馆，设在鲁迅读书处――江南水师学堂原址，这座晚清建筑已列为南京文物保护单位，既可以对社会公开开放，又可以作为江苏鲁迅研究的一个基地。甚至谁来当馆长，谁来当资料员，他都考虑了。起初，大家都有劲头，但经一次次碰壁，就气馁了，渐渐地把吴先生的呼吁当作不谙世事的老年幼稚话来对待了。报告照向上送，但谁也不再抱任何希望。而吴先生痴心不改，逢会必说，年年必讲，一直呼吁到他年事已高，不担任会长当荣誉会长不参加理事会为止。
我觉得，我们谁都没有吴先生那份执着与纯情，谁都没有吴先生那份韧性与坚强，谁都没有吴先生那份不屈不挠的信念与追求。区别在哪里？我以为，我们都生活在世俗的现实之中，而吴先生是以诗的境界来对待现实生活的，即使现实不能满足他的诗意的要求，他也并不抱怨，至多一声长叹，余下的只有忍耐与期待。他认为他自己所能做的，就是继续以诗的美丽和宽容，来不断地向现实生活传递他的诉求。现实倘有回应固然很好，若没有回应也无所谓。他认为最紧要的，是该说的话要说，该想的事要想，该做的事要做。即使他撒手人寰之际，还留下许许多多未完之事，给人们以启示。尤其是夫人李兴华女士走后的岁月里，每当我走进吴先生那寂寞的居室，看到一个老人总是在有条不紊地忙这忙那（没有秘书或助手）偏无寂寞之感时，想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一位孤独老人的内心世界更精彩时，感到中国人在这个年龄段人人都在享受最后的人生而他却以平均每年一本载着爱与温暖的书作最后的奉献时，我的心不得不颤抖起来。我们许多人没有毅力，更没有能力，达到他所达到的高度，然而，吴先生的精神，却再一次让我深思最有意义的人生究竟是什么？虽然，我现在已在一步步地向古稀之年走去。
吴先生滚热的语言：“如果继续活下去，诗与文还将写下去，心路历程是不会终止的。有生之年，都是写作之日，一息尚存，不说再见。”始终在我的耳际回响，哪怕他已经走了，无论会有多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