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深秋的一天夜里，军医布尔加科夫在行军途中的火车上，在一支插在瓶子上的蜡烛的暗淡光晕下，写下了第一篇小说。第二年，他抛弃了优秀医师的职称，开始了写作生涯。几年后，他以长篇小说《白卫军》及由此改编的话剧《土尔宾一家的命运》而名世。但他在写作的第七个年头即遭到批判而被迫沉默，有生之年再也未能
然而，正是这个不完美的现实社会，成为他一生的目光的焦点，他用心审视这个社会的病体部分和人性的弱点，永不疲倦地投以惊讶的表情和鄙夷的目光，不懈地以荒诞的幻想和犀利的讽刺对那些生活中的丑恶给予批判。在压制和寂寞的双重折磨下，布尔加科夫却从未停止他那支手术刀一样的笔。寂寞身前写就的一部部优秀的作品，为他的身后带来牢固的荣誉。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正是这无边寂寞的作家生涯的高潮，它创作的结束，正是作家生命的结束。
堪称石破天惊之作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作家尖锐的讽刺力、奔放的想像力和深邃的观察力的结晶，它将《圣经》故事、神秘幻想和莫斯科的现实生活，用高超的技艺有机地联结成一个艺术整体，使人们在荒诞不经的故事中，对文化传统、精神价值和善恶观念产生严肃的思考。这部局部写实、整体写意的作品不光给人想象的冲击力，它对现实强烈的批判力，更令人击节难忘。试想当魔鬼撒旦带着两个助手控制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会出现怎样的情景？作家的描述是撒旦变幻出大把的钞票扔向台下，观众疯狂地哄抢，可当他们用这钱付车费饭费时，钱却变成了酒瓶上的商标；撒旦还变幻出大批的时装，台下的妇女蜂拥台上，一抢而空，可她们在回家的路上，衣服却不翼而飞，一个个赤身裸体，无地自容。作家这样无情地嘲弄人性的弱点，不给人半点遮蔽。这自然与颂歌式的主流文学格格不入，他的厄运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1940年3月10日，49岁的布尔加科夫，终于润饰完写了十余年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也走完无畏而凄苦的一生，病逝于莫斯科富曼诺夫街的住所内。而这本书又过了33年才在作家的祖国出版。这就是布尔加科夫作品的命运，而这正是作家忠于自己、忠于时代的结果。据说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内所写的十九部作品中，本有三部可望演出或出版，但他坚决不肯改变自己的创作原则和意图。这不能不令人想起作家生前说过的话：“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
可以肯定，今天会有很多人对这样一段话不以为然。现实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文学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艺术，它变得四分五裂，面貌支离破碎，有人只捡到其中的一片，以为那就是文学，是自己想要的文学。文学的价值标准变得模糊不清，这正是有些人想要的结果。事已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每一个碎片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有它自己的光辉，但人不能总是生活在错觉中，人类的任何时代都并非完美无缺，最忠于现实和文学的心灵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否则，布尔加科夫也不会在去世几十年后，被从另册擢拔至正册，继而又告别了别人为他安排的不起眼的位子，走进与许多文学巨人比肩的行列。
1931年，布尔加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草原上，我是惟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鬈毛狗。”我们在哪儿还能找到这样无畏而甘于寂寞的人？但愿我们找不到的原因，是我们的时代和现实不需要作家这样无畏和甘于寂寞。
在遥远的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布尔加科夫的墓地上立着一块不规则的乌黑的花岗巨石，周围时常有人献上一束表示敬意的鲜花。我们没有机会这样亲近地做出表示，那么读一读《布尔加科夫文集》吧，在这些富有独特魅力的作品中，在作家有意留下的那些空缺、裂口或沉默处，我们接受世界的质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