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和17世纪的北欧，宗教改革运动遮掩了文学复兴的光辉。文学复兴仅仅被视为宗教革命的准备工作。然而法国却出现了特殊的情况，诞生了renaissancedeslettres［文学复兴］和renaissancedesbeauxarts［美术复兴］两个孪生观念，迅速摆脱了宗教改革思想的支配。
16世纪末期，法国和英国出现了一场将俗语提升
培尔对法国百科全书派影响极大。1669年成为罗马天主教教徒，但不久弃教而移居瑞士。1675年回到法国，任色当加里文学院［CalvinistAcademyofSedan］哲学教授。1681年，路易十四取缔该学院，他赴荷兰任鹿特丹大学哲学教授，后死于该地。培尔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具有强烈的批评与怀疑精神。他抨击迷信思想，相信道德独立于宗教，强调宽容原则。不难想像，他经常受到天主教和新教两方的夹击。他的文风清晰而活泼，其文学复兴的思想综合了法国人文主义传统和新教教会史学思想，而于后者否定了上帝之手驱动历史，以及宗教改革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验证的理论。他赞同新教神学家的说法，承认文学复兴有助于宗教改革。但他认为，这种辅助具有偶然性，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其同代的宗教形式是天主教，而对天主教会及其信仰的批判，自动地为宗教改革者铺平了道路。路德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威克里夫［JohnWycliffe］之所以失败，并不是上帝支持与否的问题，而是由多种环境所造成，也就是取决于我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首先是路德的个人天赋；其次是他生逢其时，腐败透顶的教会需要他这样的人物去整治，最后，世俗学问的复兴为其铺平了改革之路。
培尔没有宗教信仰，对天主教不抱好感，对各种形式的宗教狂热恨之入骨，对宗教改革及其成果持怀疑态度。跟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他喜欢依据个人的好恶解释智识运动。在他心目中，“文艺复兴”是对野蛮主义的明智反抗，本质上是非宗教的运动，类似于怀疑基督教神秘性的笛卡尔哲学：“一般说来，笛卡尔哲学家被怀疑为非宗教的，而其哲学对基督教非常有害……但是，不但哲学研究被认为是非宗教的，而且语言学研究也是如此。人们谎称，直到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l］的统治，在法国从未发现无神论思想，它首先出现于意大利语言学复兴之时……可以肯定地说，在康斯坦丁堡沦陷之后，BellesLettres［美的文学］开始在那里复兴的时候，大多数著名的意大利智者和饱学的语言学家都不太信奉宗教。但是，在另一方面，学术语言与典雅文学的改革，给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那些僧侣及其走狗们，不断攻击德国杰出的人文主义政治家和学者罗伊希林［JohannesReuchlin，1455－1522］、伊拉斯谟，以及其他鞭笞无知的人们，也清楚地预见了这一点。”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匮乏宗教，而北方学者辅助了宗教改革。培尔认为，北方学者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是有害于天主教信仰的破坏性批评。他在别处一再强调天主教牧师与优秀学术事业的敌对，“他们竭力要将［优秀文学］扼杀在再生的摇篮之中”。
培尔在北欧的“文学复兴观念”中灌注了具体的内容，使之有别于意大利传统。它突出伊拉斯谟和罗伊希林传统，强调文学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关系。除此以外，把如今人人皆知但却错误的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说法传播开去的就是培尔：1453年，土耳其征服康斯坦丁堡，希腊难民携带古典学问逃往意大利，促发了那里的文学复兴。这个说法并未见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著作，而从培尔的《辞典》上看，此说当时在法国已相当流行。例如，早些时候法兰西新教神学家贝札［ThéodoredeBèza，1519－1605］就说过，佛罗伦萨梅迪奇和其他意大利城市接收了一批希腊难民，而这批难民大大地促进了意大利各大学对古希腊的研究。培尔别出心裁，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论却推演出了一个较为站得住脚的说法：在弗朗西斯时代“文学复兴”抵达了法国。对法国作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他们愿意承认这场新的运动来自意大利，但不愿正视意大利过去二百年间的辉煌历史。培尔的“文艺复兴”起源论显然是错误的，但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给出了明确而易记的日期：1453年，至少给予教科书作者以方便。培尔把“文艺复兴”的起因归诸康斯坦丁堡失陷这个事件，不仅具有戏剧性色彩，而且吻合当时的时髦观念即历史发展与偶然性和大灾难密切相关。正是为了对付这类偶然和灾祸的原因，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寻求自然和道德的规律，以求理性地解释历史、处理人类事物。
培尔的文学复兴观念，以及上述其他北方人文主义思想表明，北欧的宗教改革并未完全遮没南方的世俗历史观念。不但如此，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法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最好的证据是：古典教育和艺术中的古典标准一直左右着16、17世纪西欧趣味世界。同时，这两个因素的顽强生命力也维护了人文主义的偏见与傲慢。而我们现代所知的“文艺复兴的观念”便是这两方面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