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前来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德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歇尔，提了这么一个问题：“科学研究是一种创意产业吗？”这种提问方式，颇符合当代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即把它与生产力乃至某个具体的产业直接联系在一起。
米歇尔这样回答：“我不会称之为一种产业，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
他随后又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追求科学中意想不到的东西，如果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只期望得到所能期望的结果，那么你就停止了创新。如果你不得不思考想不到的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新发现也许会让你拿到诺贝尔奖。另外一点就是要发现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就一直珍视不可能的东西，如果它不可能，那么你不得不寻求方法来让它变成可能。”
在米歇尔对科学的理解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并非一种功利性活动，而是试图超越现行认识甚至逻辑之上、人类试图进一步探寻世界的努力。科学最无法规范、也难以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
在功利之上，精神的漫游通常遵循两条原则，其一带有某种宗教性，或者说形而上追寻；其二则是游戏性。西方大科学家，不乏忠实的宗教信徒，他们试图在俗世寻找上帝存在最完美的证明，为此不惜付出终身努力，譬如经典力学的奠基者牛顿就是；另有一些人，则无须为稻粱谋，科学研究带给他们穷尽世界的快乐。
近代以来，当科学随西方文明进入中土，被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改造社会的两大法宝之一，但与此前佛教传入中国一样，也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发生变异。科学得到重视，更多地因为它的功利作用，即是一种先进“生产力”，至于其游戏性与无关世俗的形而上意义，则少人理解与关注。
中国极少资助科学研究的民间基金会，科学家的活动多数依靠政府相关部门支持，而目下的制度，款项安排依据的是项目，而项目的确立很难脱出功利上的考虑，并须限期验收，这使当事者几乎无法去追求“意想不到的东西”，因此也就难有伟大发明。中国的富人极少资助科学家（这与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现在还很难期望他们把自己的钱来给科学家玩。在中国人学会正确对待与运用财富之前，这种状况可能还得维持相当一段时期。
惟一例外的是前几年创立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落实到人，数目较大，而无须项目报批。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给科学家极大的研究自由，让其在随心所欲中做出可能获诺贝尔奖的成绩，因为除了优秀的科学家自己，没人能比他自己更好地来安排与决定做什么、又什么时候开始做和结束。
从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这样说，科学是自由，谁在科学活动中得享最大的自由，他就更接近伟大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