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政治学恢复以来
一
第一，许多重要的政治学研究课题，往往是由其他学科、其他领域提出的或者是主要为其他学科所占有。
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界先是就阶级的定义和划分标准、国家的本质和基本职能等课题展开较大范围的讨论，后是直接向政治体制改革等实际问题发起冲击。但是，后来大都不了了之。现在，回过头来看，倒是在“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上，近十几年来，政治学界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研究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且转变为了政治实践，已经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可是，细细地想，这一典型的政治学研究课题，却是在1986年由包括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在内的一般“理论界”为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率先提出的，是经济帮了政治学的忙。近年来，有个问题也比较典型。一个是建设“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问题以及修改宪法的问题，似乎都成了法学界的专利，成了法学家们向全社会论证和宣传法学如何如何重要的基本依据，而政治学界的声音不大，动作不多。其实，“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关键，绝对不是法律和制度本身，而是对宪法、法律和制度的“政治定位”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有：第一个，也是最简单明了的原因，就是政治学的学科规模还是太小，或者更准确一点地讲是从事中国特色的“大政治学”研究的人员不少，但是从事专业政治学研究的人员不多，所以覆盖面就不够了。第二，并非政治学家不明白政府需要转变职能，不明白这应该是属于政治学当仁不让的课题，而是由于这样一种舆论（实际上是一种思维定式），即经济学家们不论提出什么观点，都可以理解，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政治学家一旦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有人往往就会问这会不会影响政治稳定，是不是又想搞什么名堂。甚至有人以“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这一命题，来拒斥政治学研究课题的拓展。这一切，最终使得政治学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只能“徘徊于其他学科之间，仰仗其他学科的发展而缓慢地演进；而其理论的依附性……严重地损害了它在社会科学殿堂中的地位，其价值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
第二，大领域，小学科。
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算起，政治学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各种政治学流派及其理论的历史进程都表明：政治学是人们以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对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说明。这种以研究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学，对国家及其制度，包括对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因素等进行系统的分析，由此形成了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方面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但是，以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科学并不只是一门统治的学说，它也是一门关于国家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学说，这是由国家政权的双重功能决定的。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公共政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制理论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拓宽了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围。它使得处在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国家，都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认真研讨本国政府的行为与职能转换，探讨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相应地政治学的研究焦点，涉及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变迁、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进步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等等。所有上述事实，都证明政治学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人们在习惯上所说的“文、史、哲”，“政、经、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前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人文学科，后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相对于人文学科的纯社会科学学科。
但是，按照现行中国学科分类方法，政治学却被定位于“法学门类”下面的一个“一级学科”；在全世界都属于政治学领域的公共行政，被莫名其妙地划到了管理学门类，成为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在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八个二级学科中，竟然没有“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位置，大体上能够代替它们的是实际上涵盖面非常狭小的“中外政治制度”。这就造成了“大领域”与“小学科”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不利于政治学向纵深方向的发展，而且由于其学科定位的逻辑结果，降低了在高等院校发展中颇有影响力的学科建设中的实际地位，必然会造成限制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和师资数量等一系列后遗症，窒息政治学后备人才的培养，使学科发展后劲不足。政治学恢复后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政治学自身发展中的一大尴尬。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与“政治”是并立的；同理，在学科序列上，“政治学”与“经济学”也应当是并立的。经济学是一个门类，而把政治学列为法学门类之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是不符合逻辑的。
二
总之，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独立性体现不够，学术领域比较狭小，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政治学科体系至今尚未健全和完善。但可喜的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工作还是发生了两个很重要的转变。
首先，初步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从人文化向纯社会科学的转变。
现在回顾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政治学，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在《理论信息报》等媒体上，一篇几百字的感想性文章，一则非常简单的议论文，就可以引起“理论界”的轰动，作者就可以一夜成名。在当时，这也不为不正常。
其一，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文”与“社科”不分，大家都挤在“文科”里面，都在拿自己当“文人”，都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在千百年的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改掉是非常难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学家不是文人，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宜像诗人、散文家那样，凭感想、感觉说话，而是要凭数据、凭调查研究说话，通过系统的论证下结论。他们的文章可以缺些华彩，但不可以讲半句没有根据的意见。5月，我参加了一个有复旦、南开、人大、武大等校学者参加的政党问题学术研讨会，议题不可谓不“敏感”，但发言表明，大家都在努力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几乎没有听到任何牢骚性的东西，―――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即使是在政治学的内部，也有一个研究模式转换的问题。旧中国的政治学就非常不发达，新中国又停止研究和教学30余年。所以，刚刚恢复的当代中国政治学在总体上具有传统政治学的特点是难以避免的。传统政治学研究侧重于从静态的角度，对政治现象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思考，其目标在于为人类社会建构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因而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国体、政体、政府、国家结构等宏观领域，集中在法理和制度分析、权利和义务分析等静态领域。可以说，为人类的经济和政治行为匡定终极意义和规范价值，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建构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它具有典型的人文色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伊斯顿认为：“政治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既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方向，又没有认真注意种种调查研究方法。”这里指的就是研究成果对应于社会发展的目标需求，而“种种调查研究方法”则是指定量分析等等。正是由于这两大缺陷，使得政治学没有得到政府所给予的像自然科学、经济学等那样的承认；反过来，又由于政府及社会力量的重视和投入不足，而加剧了政治学发展滞后的局面。“一种不采用衡量方法的经济学将更接近于一门哲学而不是一门科学，它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细节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与此相似，必须认识到政治学在其研究中不仅需要统计资料，而且需要一套衡量政治事务本身的方法。”
在1990年代，随着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中国现代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终于开始转向了社会科学。这种转向“根源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体性的社会现象，根源于它与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相吻合”，在于大家力求使之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政府工作和对社会的管理。
这一转变的具体表现有：
―――通过一部分毕业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海归”博士，政治学界较为系统地引进了现代政治学方法论，甚至开出了“现代政治学方法论”的课程。一部分毕业于高水平大学，现在已经在国外任教的华人政治学博士，也常来常往，不时地开些有特色的讲座。以引进人才的数量论，北大最多，南开、复旦和人大次之。他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国内著名大学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系等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现在，从我每年阅读的校内外博士论文中也已经隐约看到了这一变化。
―――计量政治学、定量分析技术之类的课程，已经开始出现于国内著名大学政治学系、行政管理系的课堂上。据我的同事李瑛博士统计，在美国的重要政治学杂志上，运用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大约要占到70%。我并不是唯数据主义，但是，引进此类方法，使在中国发表的政治学类文章有一定的比例在进行数量分析，使中国的政治学家普遍增强数量观念，还是必要的。
―――对策性研究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的对策研究成果，实际上就是机关干部们常说的那种“材料”，不外乎某某事情的起因、表现、对策建议等等，表面上是研究实际问题，其实理论框架早已摆好。进入1990年代以后，“田野”的概念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了，社会调查、计算机技术等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民调”、“白皮书”、“年度报告”等新的工作形式进入了对策研究领域，相应地对策的深度、系统性等都明显地提高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世纪之交，关于中国的政府官员规模的模糊议论的蔓延。在这个问题上，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换言之，就是政府官员太多了，应当大幅度裁撤。特别是某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发言，经常见诸报端，似成定论，严重影响了社会舆论。但是，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可发现，中国政府官员的绝对规模并不太大，（中国的“干部”也不等于“官员”），而是比例和结构不合理。对这样的问题，政治学界有义务担负起“刹车”的责任，有义务引导社会理性地分析深层次的问题，以避免人云亦云。
其次，实现政治学研究水平从“提想法”到“上理论”的转变。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从一般意义上讲，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本身的发展；二是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就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界主要侧重于介绍和研讨西方从古至今的政治学理论，以试图在转变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发展的学科积累和一套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学科建构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简单地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而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关注和理论抽象，则停留在“提想法”的层面上。
显然，要提升政治学的学科品位，就必须以规范的学科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来引导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1990年代以来，政治学界出现了变“拿来主义”为“学科理论的系统建构”的趋势。一方面及时跟踪国外政治发展的动态及趋势，认真研究当代国外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新主题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以开阔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它的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就是要明确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实践功能与理论研究功能，并建构一套与此功能相适应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其中研究方法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是政治学服务于现实政治实践，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主持撰写的《政治学基础》（1995年）、复旦大学王沪宁教授等撰写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1994年）等，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促成了包括“利益政治观”等在内的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命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取得了初步的学术地位，引发或推动了人们对许多经典政治学课题的新思考。与此同时，学界同行在政府理论领域，初步形成了政府体制、政府过程、政治形态等多个角度的研究并存的局面，在中国社会结构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阶级分析、阶层分析、阶级与阶层综合分析、“身份―契约”分析、社会利益群体分析等不同的视角。谁说在若干年以后，在从事上述若干有特色的研究工作团队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学界不会形成若干学派呢？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篇幅所限，本文只是从几个侧面来分析近十几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我没有提到的论著和观点，不等于是我所不承认和不尊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