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1904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苏丹阳，1922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以及开明书店编辑等职。解放后，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52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长、中国写作研究会顾问、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等，并任《现代汉语词典》首任主编、《汉语大词典》首席顾问。1980年，吕叔湘先生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1998年4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94岁。
吕叔湘先生70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众望所归的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其研究涉及语言学理论、汉语语法、汉语方言、汉语史、外语教学、语言教学、文字改革、辞典编纂、古籍整理等许多方面，共出版专著和编译著作20余种，发表论文等600余篇，早期代表作为著名语法论著《中国文法要略》（三卷），解放初期与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曾掀起全民学语法的热潮。其他专著有《文言虚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语法讲义》、《汉语语法论文集》、《中国人学英语》、《英译唐诗绝句百首》（编著）以及译著《汉语口语与语法》等，由胡绳、孙起孟、陈原、姚德怀等学界前辈任学术顾问的18卷本《吕叔湘全集》，收录了吕老一生具代表性文章。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它的编写指令由国务院直接下达。1956年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责成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一部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为完成这一任务，1956年7月，由当时语言研究所部分人员和原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当时的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任首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1961年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于1958年。经1960年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1965年的“试用本”，1973年的“内部发行本”，至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后，商务印书馆又对这部工具书进行多次修订，分别于1983年、1989年、1996年、2002年正式出版不同版本的修订本或增补本。特别是200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增收了近年来的新词新义1200余条，基本上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时至今日，《现代汉语词典》已在我国内地印行320多次，累计印数已达四千余万册。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版本印行。
《现代汉语词典》先后荣获了“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科学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多个奖项，为我国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规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现代汉语词典》以其权威性、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享誉海内外，在社会上影响深远。可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科学严谨的编纂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江蓝生
吕叔湘先生曾说：“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吕先生说话一向不事夸张，这番话可以让我们想见，他当初为编《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付出了多少努力。吕先生严谨的学风和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的辞书学思想更值得我们学习和认真研究。
编词典要有特色，要超越前人。吕先生对于编词典和编教材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要编，就要突破前人；要编，就要有特色、有新意、有原创性，否则就没有必要编。他反对搞重复，反对形式主义。凡是重复的、不能超越前人的，他不怕得罪人，很直率地加以反对；而他认为确属空缺的，如范畴类词典，则主动提倡去编。
编词典最重要的物就是资料。吕先生曾说，“编词典要有人，要有物，还要有计划和组织。讲到物，编词典最重要的物就是资料。”《现汉》收集资料强调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一方面从报刊杂志、现代文学作品等搜集，另一方面，吕先生还特别强调要有系统地搜集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及口语里的新词新义。正确的资料收集方针保证了《现汉》收词的科学性、系统性、现代性。
词典既要引导规范，又要面对语言实际。《现汉》所体现的科学规范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汉》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已颁布的有关规范标准，维护国家标准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妥善处理少数现有规范标准与语言实际相违背的情况。吕先生认为，一部高质量的词典既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要正确反映语言实际，促进规范标准进一步科学化、完善化。《现汉》对类似上述问题的处理思路正是吕先生实事求是学术思想的体现，是在科学规范观指导下的有益实践。标词类的前提是确定词与非词。吕先生认为给词标注词性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词，如果某个形式根本不是词，就谈不上给它标词类。确定一个形式是词不是词要有历史观点，由于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在古代汉语里是词，到现代汉语里只是构词语素的情况非常普遍。作为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确定是词非词只能根据现代汉语的实际。吕先生是语法大家，他深知汉语词类划分的复杂和繁难，认为在当时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还未建立起来、词类划分标准研究不够深入、语法学界分歧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勉强标上，效果不一定好。因此，吕先生决定，对《现汉》中的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词性；对名词、动词、形容词虽不明标词性，但要让读者从释语和例句的搭配中体会到。从这可以看出吕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尽量为读者考虑的良苦用心。
义项排列顺序要视词典性质而定。《现汉》的定位是以词汇规范为目的的反映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中型语文词典，它的功能是反映词汇在共时平面上的语义、语用以及语法特点。《现汉》的义项排列按照吕先生所确定的原则，突出了现代性、常用性，同时又兼顾义项间的逻辑关系。《现汉》对义项顺序的排列符合现代共时词典的要求，既科学又实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现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现汉》只注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没有署主编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的大名，因为吕先生和丁先生始终认为《现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据刘庆隆同志回忆，《辞书研究》编辑部曾拟发一篇《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吕叔湘先生》的文章，吕先生知道后不同意发表，说：“写人不如写事。一部词典的编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要做几天工作，就成了这个‘家’那个‘家’，哪有这么容易，还是踏踏实实地做点实际工作为好。”
与时俱进的规范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沈家煊
《现汉》的编纂观念和编纂者的品格作风，对今天的词典编纂、学术研究乃至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汉》的编纂观念是与时俱进的。当然，修订时增加新词新义、淘汰陈旧词语是与时俱进，但我想强调的是，《现汉》的“规范观”也是与时俱进的。《现汉》的编纂目的是确立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但《现汉》的主编并没有把它编成一部“规定性”词典。从全世界近现代词典编纂发展史来看，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的词典编纂观念是所谓的“规定主义”。坚持说法和写法只有“对”和“错”，没有中间状态。从18世纪下半叶，“规定主义”的观念开始遭到质疑和反对。到了20世纪，词典编纂者开始放弃“规定主义”的做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74年第15版）里的“词典”条就体现了这种观念的转变：“词典所应提供的知识中有一部分是有关词语使用上的限制和约束。语言的用法存在着颇大的差异，有些人只知正、误两分法，正说明他们不懂得语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词典编纂发展趋势是从规定性转向非规定性，从强制性规范转向指导性规范。
《现汉》的主编没有把它编成一部“规定性”词典，而是把它编成了一部真正能起到规范作用的规范词典。这充分体现了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这样的词典编纂大师在编纂观念上的与时俱进。这样一部注重实用、讲究规范的词典，势必会成为国家制订和修改有关语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
务实求新的工作作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胡明扬
吕叔湘先生在《现汉》编纂过程中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词典编纂从搜集语料着手。一开始，吕先生就带领大家从各个领域搜集语料，从1956年到1958年，两年时间共搜集了一百多万张卡片的资料。词典编纂从原始语料出发，可以说是词典编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吕叔湘先生这一创举保证了《现汉》的高质量和无可争议的规范性。
吕叔湘先生对词典编纂事业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改变了我国辞书编纂两千年来以词释词的传统，首创以定义释词的范例。我国辞书编纂历史悠久，但是长期以来释义的方式都是以词释词。《现汉》采用以定义释义，这是一种好方法，国外也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采用这种方法。《现汉》采用以定义释词，可以说是我国词典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词典编纂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现汉》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词典还由于其释义的精当，不少参考《现汉》释义的词典编纂者想改动《现汉》的释义文字，但改来改去最后还是回到了《现汉》的释义措辞上，因为这就是最精当的措辞。这与《现汉》的两任主编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以及全体编辑人员的学术素养、学术水平以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学风及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韩敬体
《现汉》凝结着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的心血和智慧，《现汉》的成就是与他们两位学术大师的巨大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编纂这部词典上所铸造的一种工作精神，可以把它叫做“《现汉》精神”。我对这种精神的总结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现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正像吕叔湘先生所说：“这类词典前人没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现汉》的很多工作都是创新工作。比如收词区分同音同形词和多义词，区分离合词和非离合词，异形词按不同情况进行整理和规范，释义行文注意符合被释词的词性，注意释义用词的封闭性等等，都是以往汉语词典没有涉及到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
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为完成国家交办的编纂任务，《现汉》的所有编纂人员都发扬了从难从严的敬业精神。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第二天一早还要照常上班。编辑、小组长、大组长、主编，每个人都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层层把关，极为认真、严谨。
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编纂期间，工作人员不讲名，不讲利，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从收集资料、抄写卡片，到整理资料、编写词条，再到修改、审订词条，不少人带病坚持工作，有的人还为校改稿件损害了健康。这种奉献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现汉》的编纂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每个人都是系统工程的一环。因此，需要特别强调团队精神、集体观念；需要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努力；需要大家在工作中同心同德，分工协作。正是这种“团队精神”，保证了《现汉》的高水平、高质量。
回报读者 服务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董琨
《现汉》在编纂过程中体现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现汉》在编纂之初就制定了科学、严格的工作程序，收集语料，编写词条，都按程序进行。身为主编的吕先生和丁先生，都亲自对词条逐条审定，以自己的学术造诣认真把关，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这种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现汉》成为高质量词典的重要保证。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现汉》是一部原创性辞书，他开辟了词典编纂理论和工艺方面的众多先河。出版以后，不断与时俱进，根据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汉语言的发展变化，曾多次修订。它以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创新性，成为我国语文词典的杰出代表。
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现汉》始终把读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尊重语言科学研究成果，坚持高品质出版。多年来，《现汉》编辑始终坚持收集读者的意见，答疑释惑。并且，每隔几年，编辑人员都会根据新的学术成果和语言发展变化，对《现汉》进行修订。出版至今，词典质量从未因追求经济利益而有任何下降，反而在装帧、印刷、用纸等方面更照顾读者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
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参与《现汉》编纂工作的都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家，除了吕叔湘、丁声树、李荣之外，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等都参与了《现汉》的编纂工作，这些语言学大家不讲名利，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现汉》事业。
责任意识强学术水准高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陆俭明
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以学识渊博、求实严谨享誉中国语言学界，在《现汉》的编纂过程中，他们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很好的辞书编纂风格，人们称之为“《现汉》风格”。“《现汉》风格”具体体现为以下四点：
主编不虚设，主编负起严把学术质量关的责任。《现汉》能成为精品，首先是因为有语言学大师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任主编或编审。吕先生制订了科学的工作程序，并严格按照工作程序进行，以确保《现汉》的编纂质量。作为主编、编审的吕先生、丁先生和李荣先生，都亲自逐条审稿，一丝不苟。学术大师不仅把自己深厚的学养灌注在辞书里，而且还言传身教，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给了编写队伍，从而确保了《现汉》的高质量。
词典编纂以学术引航。辞书的根基是学术，没有学术作后盾，不可能编出上品、精品的辞书。《现汉》在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等的背后都始终以学术引航，以学术研究为支撑。首先，在着手编纂之前，就发动《现汉》编纂组成员和一些研究人员收集资料，累计收集了100多万张卡片，这为词典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具体编纂过程中，特别是对于词条义项的确立、排序以及具体释义，大多都经过反复研究，反复推敲，并反复修改了好几次之后才确定下来，有的甚至作专题研究。再次，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词典中许多虚词的注释都吸收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成果。
以正确的语文规范观指引语文规范方向。《现汉》的编写宗旨在其《前言》里有明确交代：“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这一宗旨的确立跟主编吕叔湘先生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吕先生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乃至标点在使用上的规范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大都体现在了《现汉》之中。对语言规范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盲从，也不回避，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以有利于规范标准的贯彻，有利于规范标准的修订，这可以说是《现汉》基本的规范观。《现汉》所体现的辨证的规范观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泛听取意见，确保高质量。《现汉》是语言研究所编写的，但实际上凝结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当时语言所的同人编出样稿后，不只在语言所全所内，而且送发到全国各高校、部分中学和语言学界的诸位学者、专家、教师手中，广泛征求意见，从而确保了《现汉》的高质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汉》是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共同的研究成果。这一点跟吕先生宽广的胸怀和对国家、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赵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