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在变与不变中的周扬

2004-10-2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上世纪80年代末,周扬去世的时候,在年轻一代人那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冲击波。像所有的老人一样,他的隐去,不过带走一片记忆,和天真的孩子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记得自己那时在编《鲁迅研究动态》,主编是潘德延先生,他问大家,周扬的消息,可否在刊物上发一下?在场的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这是大家知道的,鲁迅

讨厌周扬,“四条汉子”者,他是领头的,有什么好提的呢?印象里我们的刊物并未登载什么消息,事情就这么平淡地过去了。

谈论周扬的文章,近来渐渐地多了。从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到8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他都有一定的分量。我向来不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党八股的那一类,教条主义多,读之无味。50年代后,他以文艺界领导身份整了许多人,世人至今仍有印象。后来偶与友人议论文学史,这个人物的形象总要出来,无论喜欢与否,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总与他有些瓜葛。确切地说,他是个撇不开的历史人物。

有一次徐庆全先生到我这儿聊天,带来了他编的《周扬新时期文稿》,厚厚的两本。那一天与他聊鲁迅与周扬,一时兴奋起来,话题自然多了。徐氏走后,翻他留下的两本文稿,思绪万端,周扬的形影由历史的深处又浮现了出来。感受呢,自然是复杂、隐曲。沉重的地方不少。我觉得徐庆全研究周扬,是有特色的。收集一个人的文集,将零散的文字汇聚起来,其实也就将一个人的历史明晰化了。

周扬认识鲁迅,是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左联”之后,他介绍说与鲁迅通过信,见过面,但来往不多。据我的推测,那时他对鲁迅的书读的不多,彼此多隔膜的地方。相反的是,他周围的几位批评家如冯雪峰、胡风是熟知鲁夫子的,冯雪峰与胡风对鲁迅在精神上有呼应的地方,精神深处乃诗人的东西。较之于二人,周扬也许过于理性,印象中的他是板着面孔的时候多,殊乏情趣。那时候的周扬对俄苏理论近乎迷信的态度,对鲁迅并未放在眼里,自然也不免多有失敬之处。同一个时空里,人的心境不同。鲁迅的入“左联”乃文化的使命感在起作用。周扬却在职业革命的层面上,出发点与归宿均有差异。

算起来,周扬的文学批评活动,始自于上世纪20年代末。他早期的文字差不多都是评论一类的,文字较为清丽,艺术感觉尚佳。到了30年代初,周氏已有些名气了。他那时热衷于文学理论,对苏联的那些东西格外关心。读他30年代的文章,大多是对高尔基文学理念的某些回应,苏维埃艺术批评的痕迹很重。他谈论辛克来、夏里宾、布洛克、叶塞宁、马雅克夫斯基的文章,先入为主的东西较多。文章虽然漂亮,但你觉不出是刻骨的体味,不像鲁迅是从生命的深处感知对象世界。1936年10月之前,周扬与鲁迅都写过关于“大众化”、“论第三种人”、“果戈理的《死灵魂》”等题目相近的短文。给人的印象是:前者乃一种思潮的引进,是信仰的产物;后者是现实的盘诘与思考的结晶,内中升腾着生命的热流。周扬的文本始终有种高傲的气息,似乎是真理的化身,在替人布道。那篇《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以及《现阶段的文学》等,自信之余还有冲荡的气韵,那些文章是创造社的才子们也自叹弗如的。但是鲁迅那时就看到了这位青年狂妄的地方,不禁觉得好笑。在1932年底致周扬的信里,批评他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的诗作流于辱骂和恐吓,那其实也是对左翼青年普遍具有的高傲气的不满。在鲁迅眼里,诬陷、造谣、恐吓、辱骂,乃旧文人的遗存,殊成问题。那自然掉进奴隶主式的模子里,终于是老谱新唱,于文化无补,对民众无益。深谙历史与传统的鲁迅在同一营垒中看到了旧的遗风,失望之情是不可免的。后来围绕“两个口号”之争产生的冲突,鲁迅觉出了周扬身上“奴隶总管”的习气,与之几乎是决裂了。他晚年曾自悔当年的孟浪,以为是大错特错,那自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翻阅周扬的文集、文稿,便叹息他的才华都浪费到对外在理论模仿之中了。茅盾、丁玲、冯雪峰的文字,是有自我的生命体验的,乃当下生活的折射。周扬缺少这些。他写过一些有力量的论文,如《现实主义试论》、《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等等,可后来渐渐变成文艺政策之类的宣言,先前敏锐的触觉被钝化掉了。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而不是艺术的体验和学理的探究。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夕,他已没有什么像样的文章,那些不同场合留下的文字,现在只能唤起诸多不快的回忆。他的悲剧其实也正是鲁迅当年预料到的。

但到了晚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当他复出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的某种变化。《周扬新时期文稿》记载了这些。变化之一是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新意,不似先前那样句句是真理了。第二是对鲁迅的感受有了彻骨的一面。我私下想,倘若了解现当代文化思潮,以周扬为标本,能看出历史的脉息。文化中的悲喜剧,在他那儿生成,也在他那儿终结。就历史的分野而言,周氏给人带来的是难言的苦楚。

不必讳言,晚年周扬的讲话、发言依然有逢场作戏的一面,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还有些闪烁其辞。文风呢,较之于先前略为活泼,比五六十年代要略带一点特点了。曾卓先生在一次谈话中讥讽周扬的文章只有史料价值,没有思想的价值,是个中肯的看法。这位以文学批评与领导身份出现在文坛的人物,背后隐现的正如曾卓所说的是“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东西。梅志甚至在其中看到了“投机”的色彩。周扬的多半生,是将左翼文化不断地教条化,而晚年不过疏离了这些教条,略有反悔罢了。我读他的晚年文稿,觉得主要精力,是放到了对“文革”左倾思潮拨乱反正上。注重的是常识性、原理性的东西。“领导腔”变得弱化了。其实那些常识与原理,鲁迅那代人早就说过了,周扬当年是不屑一顾的。晚年大谈尊重艺术规律,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历史人物评价的尺度等等,都非新鲜的东西。但对他而言,已经是十分不易了。但是在对鲁迅的态度上,他是说过一些肺腑的话的。“文革”后他读到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忽生感慨,二十几岁的鲁迅就能从人性和科学史的角度阐释世界,且久历风雨而不失光辉,那是让人敬佩的。周扬承认自己相当长的时间未真正地了解了鲁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呈现了自己的一些真诚。在分析文艺现状的时候,也自觉和不自觉地与鲁迅的某些看法重合。比如创作中的“瞒和骗”问题,真与伪问题,等等。1979年,他在第四次文代大会报告提纲的手稿上,有这样几段话:

“主要不是混乱,而是活跃。伤痕文学不等于感伤文学。

不是彷徨的一代,而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

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形势,理论落后于创作。

……

不考虑艺术上如何创新,只考虑政治上如何保险。

……

群众把看戏叫宣传,看传统戏才叫看戏。

……

‘四人帮’在文艺上究竟搞了一条什么路线?文艺是忠于政治还是忠于生活,是忠于理论还是实践?

三种:一是真实的文学,二是粉饰生活的文学,三是瞒和骗的文学。”

在他的文稿中,这一篇给我的印象很深,有着独立思考的东西在。这是原初的思路,作者对文艺的基本态度是公正的,不像以往那样盛气凌人。“文革”中他久陷囹圄,自知做过奴隶之苦。文艺当然不能再成为一种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这不恰恰是鲁迅当年所说过的么?久历苦海的周扬,最终在鲁迅的某些命题中停下脚步,那是他的宿命。他那一代人无论怎样探求与摸索,终未跳出鲁迅形容的那个无物之阵。在情感的层面,他对鲁迅一直有些距离,可是在思想默想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能拾到的只是鲁迅的牙慧。

鲁迅在世时,周扬没有写过一篇相关的评论。只是在一些文章中顺带点染一下,不过是个装饰,对那个丰富的世界知之甚少。鲁迅逝世后,他才认真读了一些小册子,陆续写过一些论文。他在1939年发表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1941年写下的《精神界之战士》才开始对这位先行者有了深切的认识。这两篇文章各有千秋,尤其是后者,在理性的层面显示了他论辩的力量,不消说,是颇有学理的力量的。那论文今天读了也不失一家之言的冲击力,我觉得是显示了他理论功底的。后来,他独思的一面渐渐弱化,批评被报告所代替,官员的色彩越发浓了。周扬的身上没有太多的士大夫旧习,精神背景单一,述说问题时缺乏趣味,往往将丰富的东西简单化。他同代人写批评的文章,有时带有诗人的余绪,像何其芳、冯雪峰、胡风等人,文字后有灵动的内觉,文本尚可一读。但周扬却有意无意地将理论呆板化,像一尊严肃的雕像,让人亲近不了。我相信除了文学史的研究者外,一般人不太会读他的书。王小波后来嘲笑中国文学里的无趣与肉麻,大概就有对这类精神的反思。鲁迅当年就警觉过文学中的单一教化倾向,而不幸的是,周扬等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真的把精神生活枯燥化了。

不管他晚年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自酿的苦果对社会的破坏,有一点可以确认,是这个人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年轻时那么反对鲁迅,后来将鲁迅的友人胡风、冯雪峰、丁玲一个个整下台来,最后自己又被推向深渊,走的也正是鲁迅所云的路。周扬的不幸在于与鲁迅的遭遇。他被囚禁于鲁迅的预言里,一生未得安宁。贬的是鲁迅,而唱的也是鲁迅,哪一个更真实呢?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对此思之再思的。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