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竖琴的影子》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本书的前面你说：写了十多年的散文您已经很厌倦看
自己了。这句话怎么理解？
斯妤：散文是一种无法偏离自己的体裁。好的散文离不开作者的独特体验，一个散文家是必须凝视自己的，它通过凝视自己来凝视生活，折射社会。散文里总是有一个“我”。我写了十多年散文，对这点感到厌倦是正常的，因为它限制你的想像力，限制你表达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当我转向小说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再“通过凝视自己来凝视生活”，而是，“通过再现生活来梳理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厌倦看自己”。
记者：“竖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是否与小说结尾的“祈祷”有某种相关的寓意？
斯妤：竖琴在本书可以是语言、艺术、理想、梦想等等的象征。我们人类很多时候不正是理想的影子，艺术的影子吗？
竖琴和祈祷无关，但和梦想有关，和升华有关。人类通过艺术做梦，艺术也反过来诱导人类。艺术对我们的牵引之力相当大，当它误导我们时，那种悲哀也是深切绵长的。
记者：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单纯、善良，敏感又愚钝、脆弱却坚硬的女主人公丛容，描写了她从文革末期至今不同时期的人生遭遇及思想裂变，你试图要展示给我们看的是，理想与现实，语言和行为的巨大差异，以及语言和现实那种既纠结缠绕，相关相联又游走变形，偏离背弃的复杂关系。小说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事实：语言很多时候只是人类表演的工具，行为本身往往偏离语言的方向。主人公丛容因此在语言与行为、梦想与现实之间困顿，挣扎。是什么样的动因触发了您的创作？
斯妤：我是一个被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喂养大的人。可能有几代人都是这样：吞吃语言，信赖语言，期期艾艾地遵循语言指示的方向。但是后来才发现，言说和现实往往指示着不同的方向！而我又碰巧成了作家，当我把生活变成文字时，我发现，无论你多么想忠于事实，你手中的文字之网都不可避免的是一张筛子，它或多或少都会把血肉筛掉，将筋骨剔出；让真实漏下，任幻象浮出。无论你要表现的生活是多么污泥浊水，一搬到纸上，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过滤了一遍，中和了一遍。其中起作用的，有文字自身的特质和逻辑，也有操持语言的主体――人类的特质和逻辑。不必讳言，语言和生活之间那种复杂关系困扰了我很久，令我深思，也令我动念去表现它，试着梳理它。
记者：您的主人公“丛容”的每一次抗争都以她的“退缩”作为结束，甚至她一度选择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表明她的抗争都是内敛的，无力的。作品充满了一种绝望而又坚硬的苍凉感。您是否认为女性面对现实、面对男权社会的压力时抗争是无意义的？
斯妤：应该说这部小说表现的不是丛容的抗争，而是丛容的困惑。丛容从小在语言的浸泡下成长，特别单纯，特别洁净，她几乎成了一个“纸人”。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碰壁受挫是必然的。每次受挫她都选择向后逃，也是必然的。她对真相毫无了解，她怎么去反抗呢？她当然只有逃！如果说这本书想要表现什么，那就是思考，发现，而不是抗争。我认为在生活中，思考比抗争重要，发现比冲动重要。或者说，思考和发现是抗争的前提。
至于如何使抗争有意义，那是很大的命题。我回答不了。可能多数人也回答不了。“为一个主义去死远比实现一个主义容易”，这句话是这种荒谬感的很好注脚。
记者：在这部作品里，您还表达了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中国女性的地位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你的小说中通过苏慰人、叶易初等形象都有展现。可是，社会竞争、男权社会的压力、特别是文革的恶性争斗，使她们灵魂扭曲、性格乖张。与女性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相比，在《竖琴的影子》中，您似乎更关注她们心灵深处的失落，关注她们的灵魂健康，这样说，您同意吗？
斯妤：我的笔下出现较多的女性，是因为身为女人，我对她们更熟悉，更了解。不须讳言，长期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的集体无意识里蕴积了不少负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和人性的弱点结合到一起，就成了可恶可憎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指向更新鲜、更单纯、更脆弱的生命，而且往往是同性。《竖琴的影子》写了这样的人，我对她们身上的恶相当了解也相当厌恶，她们表面上飞扬跋扈，风光热闹，实际上内心相当虚弱，相当紧张，否则也不会这样恶毒刻薄，剑拔弩张，随时准备扑向年轻新鲜的生命了。这种对同性的攻击防范实际上蕴含了一种取悦男性，臣服于男性的下意识，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老实说，这个问题常常触动我，萦绕于心，久久不去，尤其看到一些有地位，有成绩的女性（包括一些女权主义者）也难逃此病时，我心里真是悲哀难禁！所以，我一直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有赖于心灵的解放，如果女人在外部世界取得了相应地位，相当成就，在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取悦男性的集体下意识，妇女解放就是一句空话！我衷心希望“苏慰人”“叶易初”们能有一点觉醒，一些反思，希望人们（当然也包括男人）心灵舒展，精神健康。
记者：《竖琴的影子》里女主人公“丛容”也是一位作家，她身上是否有您个人的影子？
斯妤：我说过这部小说的情节纯粹虚构，主人公的经历不是我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前面一家出版社把它标注为自传体小说时我坚决不能同意。它不是自传体小说，它的情节和我的经历，背景等完全不同。但它又确实可以算作精神自传，因为，情节全都虚构，精神内核真实。主人公所体验到的东西确实是我所深切体验到的，她的感觉、体味、思索、困惑全都来源于我，所以这部小说不是自传体小说，却是一部精神自传。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是精神自传。仅此而已。
记者：《竖琴的影子》在结构上别出心裁，小说中现实与虚幻互相碰撞互为背景，您觉得这样的形式能够被习惯了整体阅读的读者所接受吗？它会不会影响这本书的市场销售？
斯妤：我提笔写作只有两个原则：一是遵从内心的声音，二是遵从艺术的准则。这本书表达的是困扰了我很久，也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东西，这属于内涵上的，属于第一个原则。而形式上的创新，变化，即你说的结构，语言等则是遵循第二个原则，即我所希望达到的“新颖独特，饱满深厚”的艺术准则。创新、深刻、完美永远是我艺术上的宗教，我不会为了顾及印数而改变创新立场，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艺术准则。严肃文学的读者肯定不如通俗文学读者多（但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少），很不幸我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愿心无旁骛地做纯文学作家。同时我也相信，愿意思考，愿意发现，愿意领略语言奇妙魅力，让灵魂飞翔升腾的读者将会越来越多。人类的心灵毕竟不是仅仅热闹、惊险、艳俗就可以满足的。我对这点仍有信心。
至于《竖琴的影子》，它在形式上有创新，但这个创新是内涵表达的需要，并非为创新而创新，为形式而形式。同时，它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并不晦涩难懂，故弄玄虚。它没有热闹的情节，时髦的元素，没有铺排的性，夸张的情，但它有对人性幽微处的揭示，有对生活表象下的捕捉和发现，它还有独特的形象，生动的语言，鲜活的细节 恕我自夸 ，它是既尖锐又温婉，既先锋又朴素的，我觉得它还是好读的。阅读中的某种断裂感则是启动读者思考的“点”。当然，这种形式到底会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还是相反，需要实践来回答。
“生活太现实了，灵魂会感到痛苦，这也许就是我们选择艺术的全部理由。”这是去年《文学报》记者采访我时我的一个回答，现在我仍然愿意用它来表达我对严肃文学的信心，同时也向所有在市场经济下条件下坚持创新，坚持思索与质疑的同行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