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赵树理在中国作家协会院子里。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简略地回顾赵树理研究历程的《不平坦的路》。在这部书的《自序》中我
我那时对文化问题那么感兴趣，是因为此前多少注意过作家研究的文化视角。1979年我写《赵树理评传》时，流行的是政治视角，人们还习惯于从政治价值上来评论作品的意义。我那时写了一节赵树理小说的“乡土风味”，就是想在政治之外寻找新角度。这一节还曾作为单篇评论，发表在《汾水》上。两年后写《赵树理研究》，便扩大为一章，即《赵树理创作和晋东南地理》。这多少也是受了丹纳的影响。我曾在北大课堂上讲过这个问题，发现学生们很感兴趣。后来知道，我做的就是在1990年代成为热点的“地域文化研究”。那时出的一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中，还有一部青年教授朱晓进的《三晋文化和山药蛋派》，比我当初那一章规模大多了，内容也增加了不少。这部书成为1990年代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收获。
但我当初注意的只限于作品的地方特色，没有像席扬先生这样，明确的从农民文化，实际上是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分析赵树理的创作。这样的角度视野更开阔，创新点更多。不妨举些例子：
关于赵树理的文化身份的辨析，席扬认定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就有别于前人的定位。以前我们只强调赵树理与农民的密切关系，有时称他为农民作家，但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赵树理爱写“问题小说”，为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坚持“批判性”所表现的骨气，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性”的最可宝贵的特征，也是他至今为我们所钦佩的原因。我以前认为赵树理在社会上的境遇，是执政党与农民关系的反映，虽说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如从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来分析，也许能更充分、更深入地发现、说明问题。
又如，席扬提出“情趣”的命题，这可能是他在对赵树理作品艺术感受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读赵树理建国前的小说，从《小二黑结婚》到《田寡妇看瓜》，不论主题的大小，也不论艺术成就的高低，都有其特有的“情趣”，这是形成赵树理小说审美特征的因素之一。但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他所特有的、惯有的“情趣”，在某些作品中失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席扬提出了“自由艺术理性”的概念，用以分析赵的“自由生成的审美选择机制”的形成、成熟；认为“赵树理的艺术趣味是在多重自由的民间文学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由于这种兴趣的建立过程是一个纯自然过程，也就决定了他不仅接受了它的价值观念和创造方式，而且接纳了其自由意念并构成了赵树理自己在审美创造中的艺术理性和智慧。”（《面对现代的审视》）这就是赵的“情趣”形成的原因。而别人替他总结的“赵树理模式”，则给他带来了“不自由的限制”，使他失去了“情趣”。我觉得这是对赵的创作的深度分析。
还可以举“山药蛋”派研究的例子。席扬从这一流派的思想和艺术特征的分析，从逐一采访该流派主要成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中，总结了他们的文化特征和“山药蛋审美”特点；提出该流派是三种色彩的“解放区文化”的“最完美的结合与调剂”。所谓三种文化，即“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农民文化”。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山药蛋”派的认识，而且是对解放区文学的很有力的解释。
赵树理研究在1950年代曾是“显学”，粉碎“四人帮”后为拨乱反正，恢复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它又一度兴起，形成热潮。这一阶段的成就在于使赵树理研究摆脱对政治的从属，踏上了学术化之路，并做了许多基本建设工作。但这一阶段的时间并不算长，席扬就出现在这一阶段的末尾。八九十年代后，赵树理研究落入低潮，渐成冷门。赵树理是写农村的“圣手”、“铁笔”，他出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高潮，那时不说他在文学上的重要创造，单是他所反映的农村变革的故事，就够引人关注的了。到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关注点从农村移向城市，农村题材在创作中受冷落，对赵树理感兴趣的人也少了。近来为了研究现代性问题，又有人来谈赵树理。但那思路已经不是从赵树理出发，经过研究，对他做出评价；而是从现代性出发，以赵树理为解剖对象，印证现代性。这是社会变动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但也说明赵树理毕竟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能遗漏的重要现象，还要研究，他是不会被遗忘的。不过像热潮期那样许多人集中地研究，成批地出成果，大概很长时间里都不可能再现了。今后要像席扬这样，细水长流，积少成多，一筐一筐地挑土来聚成高山。现代作家在成为历史人物后，能够长时间里不被冷落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在不同时期还会有成为研究热点的人，如1980年代的沈从文，1990年代的张爱玲等。什么时候什么作家成了研究热点，这不好预料，这是有社会的、学术的原因的。“五四”至今的现代文学，历史还很短，有大成就的作家也不能说很多。当学科初建时，须要把一个一个作家过细地剖析，那时有人就是长时间里只研究一个两个作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便不能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个别作家，今后专门研究赵树理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要在赵树理研究中取得突破，也越来越难了。好比跳高，经过努力，跳过了两米，取得显赫的成绩；但此后要破这个纪录，哪怕只提高一公分，便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这一公分可能需要日久天长的艰苦奋斗。再则，文化的建设，学术的建设，不可能总是轰轰烈烈地高歌猛进，需要的是经年累月的静悄悄的工作。这是文化建设、学术建设的常态、规律。席扬先生在崭露头角后，就转入了静悄悄的，扎扎实实的研究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取得了现在的成果。这些成果并不少于先行者们在热潮期中之所得，而且可以说更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