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文珊说的与县志所载一致，那么另外两部呢？
当天下午，刘伯涛直奔元宝沟村，将上次那四五麻袋旧书搬到院内翻查。可连翻三遍也不见那两部原稿。正着急间，一位老农上前问：“你们找啥呀？”刘伯涛随口说：“《聊斋志异》。”老农叨咕着，“聊斋，聊斋……”突然手一拍，“我知道。在我家住的那位工作队姓
刘伯涛喜出望外地问：“几本书？什么样？”
老农手比划着说：“两本，这么大，蓝色旧布皮,头些日子王同志调到哈尔滨时带走了。”
当时烽火连天，该同志能否平安到达哈尔滨？她在什么单位工作？一概不知。看来只能请求党组织帮助。于是刘伯涛连夜给辽东省政府写了一封求援信：“《聊斋志异》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原稿保存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现落在西丰县。土改时发现两函四部，被工作队王慎之同志带到哈尔滨一函两部。因不知王慎之在哈尔滨的工作单位，无法索要。请求组织协助找到王慎之，把原书要回，归还西丰县。”
这只是《聊斋志异》的半部
信发出五个月后，刘伯涛收到了两部从哈尔滨还来的《聊斋志异》原稿。他欣喜地将原来两部拿来对照：大小一样，布皮一样，字迹一样……但他发现有的文章笔迹出自另一人之手。这是为什么呢？
刘伯涛又找来蒲文珊，给他看四部手稿。蒲文珊惊喜地叫道：“这正是我保存了20多年的原稿啊！”刘伯涛找出一些字体不一致的文章问蒲文珊原因，蒲文珊答：“先祖做过交代，这是蒲松龄的学生代抄的。”然后感激地说：“实不相瞒，《聊斋志异》原稿不是两函四部，是四函八部！”“那两函四部呢？”
“光绪二十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依氏执意借阅手稿，家父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交还后，又把那半部借其阅读。不久，依氏奉调北京，后来八国联军进京，依氏下落不明，半部原稿失落……”
刘伯涛决定将仅存的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国家。他征求蒲文珊的意见。蒲文珊说：“我为珍藏先祖遗墨历尽艰险，如今失而复得，我愿交给人民政府保管。”
遗失的《聊斋行乐图》
1951年春，刘伯涛把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辽东省人民政府。同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西丰县人民政府：“由辽东省政府转来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经专家鉴定确系真迹。稿本两函四部是八册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册。除30篇系他人代抄外，均为蒲松龄真迹，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立即批示将《聊斋志异》交东北图书馆妥为收藏，并奖励原稿捐献者。
1951年5月20日，刘伯涛收到东北人民政府寄来的500万元（东北币）奖金。他当即如数将奖金转给了蒲文珊。蒲文珊无比激动，第二天又送来了蒲松龄亲笔所著，从未流传的《农桑经・草虫篇》，说：“把它也交给国家吧。”
刘伯涛动情地说：“人民感谢你！”蒲文珊嘴唇颤抖着对已担任县委书记的刘伯涛说：“刘书记，我要把知道的都告诉你。祖父蒲价人来东北时还携来了蒲松龄按《聊斋志异》内容绘制的《聊斋行乐图》一轴，上有蒲松龄画像及清代名儒赞合诗。在我和弟弟分家时，《聊斋行乐图》被弟弟带走了。”
“你弟弟在哪儿住？”
“分家时他搬到咱县郜家店村住。不久又搬迁了，从此沓无音信。”
刘伯涛把《草虫篇》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后，又开始寻找《聊斋行乐图》。他先后三次到郜家店村召开座谈会、走访老住户，均无结果。
1952年秋，刘伯涛调离西丰县，查找《聊斋行乐图》之事随之搁浅……
如今，刘伯涛提起下落不明的《聊斋志异》半部原稿及《聊斋行乐图》时，仍感慨万千：“这是件牵动炎黄子孙的憾事。”
（本文照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