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
郭齐勇:我觉得今天对我们的经典解释传统还是了解得不够。我们过去的很多学者,如历代儒生有注疏,还有清儒等训诂学家细致的分析,不是没有知识体系,当然没有像汀阳刚才说的,如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
张曙光:后来有。
郭齐勇:对,多得很。只是我们没有把它系统化,只是我们解读不够。其实他(赵汀阳)讲到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最后是知识系统的架构。一方面是西方确实有这个传统,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哲学史家,用功对它进行梳理,使它构成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理论体系。
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很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生命的学问,作为一个个体安身立命来实践的东西。若说我们的学问了悟性很强,体悟性很强,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说的。它要求身心一致,要求实践出来。金岳霖先生不是讲中国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的区别吗?西方哲学家上完课后,屁股一拍走了,讲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外一回事。而传统中国学者讲的和做的必须是一致的。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谈,外王学,道德实践学,人生的智慧,身心的合一,这是中国学的长处。
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把自己的文明贡献给全人类、全世界,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现在的“中西马”已经日益结合起来了。我们现在的国学讨论中就有许多不经意间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话语说出来了,不经意间也有很多西方的东西,比如人权意识、个体性意识、主体性意识等等。
在中西对话中要考虑差异性
牟钟鉴:我简单地说几句。我赞成赵汀阳说的中西之间在思维模式上,在表述方式上是有差异的,但是哪个高哪个低,这个很难说。包括孔子、老子这些思想家,他们不像西方那样表述一个哲学体系,用一种逻辑分析的方法,在表述上比较严密,但它背后也有它的逻辑联系。所以冯友兰先生就想做一个工作,借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把中国哲学背后存在的没有直接表述出来的逻辑关系,用现代语言表述出来,使它能被理解。
还有一个时代逼出思想家的问题,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中国儒学包括历代的学派,都是要针对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比如经学的注经,经有文本,有注有疏,还有集解,其中一部分属于文字训诂,一部分属于义理的阐释,它实际上是想借助于古代的经典文本,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或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来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比如说,古代天人问题,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提出名教和自然的问题,这才有玄学。后来佛教进来以后,心性和佛性的问题突出出来,于是儒家求助于孟子提出自己的心性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回应佛教,达到应有的高度,这就是宋明新儒家。到近代以后西学进来,中国面对着西学的问题,进入第二次中西文化融合。西学的挑战,出现了中西两大文化的冲突和关系问题,所以后起的儒学,包括像谭嗣同、康有为他们就要回应这个问题,对儒学进行新的解释。时代逼出思想家,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并不是我们只单独地在那做学问,不呼应时代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中西文化的差异。
西方也不都是完全跟着时代走。西方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理性文化,一个是宗教传统。它是把信仰、道德交给基督教,把社会发展、自然探索等方面的问题用哲学或者是科学来解决。他们的分工比较清楚。他们的基督教文本也不轻易改变,他们也是不断地在重新解释经典,走的也是这条和中国接近的路,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西方近代有个好处,就是有一个诠释学哲学,中国诠释学的实践(即经学史)极为发达,经学要好好总结,但是没有建立近代的诠释学哲学,缺少了这一环。这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的。中国学问的特点是重视人生价值和意义,“儒释道”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它把求道和求学结合在一起,既解决你信仰层面的问题,又解决你知识层面的问题,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兼有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功能,所以中西哲学很难比较。我有一个观点,不一定大家都同意,我觉得西方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史,它的传承脉络很清楚,中国并没有独立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当代哲学家用西方的观点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这个制造当然有其合理性,中国要和西方对话嘛。中国有一个独立的中国思想史,把哲学和宗教信仰、社会思想都结合到一起。所以这个问题,在中西对话过程中,要考虑到差异性。否则简单地界定,比如问儒学是哲学吗,是宗教吗;佛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非哲学非宗教,亦哲学亦宗教,就是拿西方观念套不进去。它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我们有时候简单地评论,是因为我们对国学的研究不够,中国的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西方,只是我们研究不够而已。长期以来,不说别的,就明代的第一流的思想家我们都没有研究完,更不用说第二流的了。说我们中国的哲学思想都没有什么创新,恐怕不能这么讲。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主导的是西方的文化。这一二百年,西方文化给世界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问题在哪里?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冯友兰先生讲的,共相寓于殊相之中。你的共相好,但你的殊相我办不了。因为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你有你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可能照搬到中国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中国文化也要对世界有所贡献。比如西方现代文明有很大的弱点,一个是基督教的一神教、排他性,这是很深的东西。它的基本教义派(原教旨主义)认定“耶稣以外无拯救”,它要“解放”全人类。第二个,达尔文进化论用于社会生活,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我们中国文化有几条可以贡献给人类。一条就是“天下一家”。中国儒家的“天下”观念是超越种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它不太讲种族的民族主义,它有民族主义,我称为文化的民族主义,它强调文化,血统并不重要。再一条就是“和而不同”,这是现代文明必须要承认,要接纳的东西。你不接纳就是“同而不和”,“同而不和”的结果就是要斗到底。所以冯先生讲这个世界不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就不得了了,最后都毁灭了;而只能是“仇必和而解”。“和而不同”,是一条非常伟大的现代文明原则,我们要讲出去,让全世界都认可这个东西。还有一条就是“忠恕之道”。“忠恕”当然要连在一起,“忠恕之道”有两点,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思想基督教也有,就是表述方式不同。儒家里面还有一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岱年先生在一个会上,认为这条比那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重要。怎么理解呢?“己欲立而立人”就是我要有独立的人格,我也尊重别人独立的人格;我要发达,我要富裕,我要成就事业,我也希望别人成就他的事业,这是尊重人的一种表现。最糟糕的就是“己所欲施于人”,这就是强加给人,就是要把他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
“国学热”是一种“主体性建构”
主持人: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对话。
李景林:我考虑现在提出“国学”的问题来,其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到现在,我们讨论国学有那么几次。但真正来说有点意义,或者说真正算“国学热”的就两次:一次是上世纪初的那一次,那一次研究国学,整理国故这样一个运动;再一次就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出现的国学讨论和活动。
我想第一次的观念基本上延续到现在。这观念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许啸天编的《国故学讨论集》,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把国学作为一种历史上存在的资料。它是一种资料,然后我们再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它。那个时期的讨论,叫“国故学”比叫“国学”更恰当一点。许啸天在他所编的三卷本《国故学讨论集》的《序言》里说,中国的传统里有很多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的资料,但是却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和系统(他说他对此感到羞耻),所以现在需要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和学科模式,对它进行分科的、系统的研究。
最近这一次的国学讨论,我觉得有个核心点,就是刚才各位都提到的“主体性”建构,即中国思想学术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问题的提出比较早。我们注意到张光直先生198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谈文明起源的问题,并对依据西方历史和社会科学经验所制定的社会科学法则的普适性提出质疑,强调要回到中国传统的历史经验制定出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法则。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这次“国学热”的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即“从下到上”;二是大家都注意到了的“主体性”的建构。
我想这两次“国学热”应该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好地理解“国学”未来究竟应该是怎么回事。当我们运用西方的分科模式,把传统思想学术当成一种资料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它已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在这种研究模式中,我们扩展了研究的领域,挖掘了很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资料,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学术进行交流,这是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中国的哲学,实际上叫中国哲学史,其研究方式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回过头来看宋明时期讨论传统思想学术所采取的方式,他们是直接面对文本的,我(宋明人)来建构一套理论,以应对当下的现实,并不仅仅是把经典看作属于过去的东西。
从传统上讲,我们没有“国学”之名,但有“国学”之实。有“国学”之实,就因为有它的特色,中国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国学”。在一个文化体系里面,学术是整体性的,而这整体又是分层次的。过去我们一般地讲,学术无国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即不同学术之间有共同性。但是各种不同的学术系统一定有一个基础的东西,譬如说宗教、哲学、艺术,这些是最里层的,这些最里层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学术系统中最有自身特色的部分。再往外,是社会科学的层面: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这个层面,它们的特色就少一点。再往外就是自然科学,其特色就更少。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真正的创造性的本原应该在那最基础有特色的里层。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思想和学术系统中,理论的部分没有建立起中国自身的特色。这理论的部分应该具有一种文化“染色体”的作用,它辐射到各个学科里面,使得它们具有一种自己独特的精神。它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获得一种学术文化系统性的特质,人家能一看就认出是“中国的”。
主持人:今天坐在这儿,突然给我一感觉,这不是一场学者的对话,而是儒者的对话。(众人笑)
李老师(李德顺)身上有很多儒家的优点,据此可以说他就是儒者,比如说忧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批判意识。不过这样一来您(李德顺）就麻烦了,您要是接着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的话,您首先得从自我开始。 (众人大笑)
张曙光:你(梁枢)这是一种策略。
李德顺:已经有三个人说我是儒家了。不知是抬举我还是抬举儒家。(众人大笑)
我可能在为人上有些儒家的影子。今天能不能算我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了一下呢? (众人笑)
(录音整理：罗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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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第1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