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世界历史以及人类精神文化作出了科学的认识、建构与把握，它既有对历史微观的内在层面的理解，也着重探讨了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其所蕴含的历史进步及其人类解放论，成为今天抵制和遏制历史相对主义与历史

寻求并把握历史的本质、规律及其意义，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追问不息的问题，也是史学与哲学的难题。历史主义之父兰克指出，历史只是陈述事实的真相；思辨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克罗齐则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的倡导者海登・怀特则提出，历史若文学；一些后现代史家更干脆宣称“历史已死”。从总体上看，现代史学理论经历了从客观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换，而晚近的史学则渐呈虚无主义的症候。相比于现当代史学研究的上述状况，唯物史观则因为对人的实践活动、世界历史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的科学的认识、建构与把握，从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其当代性及其价值。

众所周知，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和规律，科学地解决了历史认识论问题。但多年来，我们习惯于照搬套用经典话语，并将唯物史观公式化为诸如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等宏观层面的几条，而遮蔽和忽略了唯物史观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这种抽象化的片面化的理解，使得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历史时逐渐淡漠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兴趣，或者重新退回到抽象的历史思辨，或者醉心于“碎片化”的史学个案研究，陷入后现代史学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因此，我们面临着如何重建和重解唯物史观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的毕生工作，是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及其异化的消除，最终为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实现人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人类世界，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过程，并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阐释人类实践活动，从而建立起唯物史观。马克思把实践归结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马克思强调感性个体的自由自发的创造性，认为它是一种充满内在矛盾冲突的活动过程，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因而体现为一种感性的历史。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立足于感性活动这种丰富的现实内容之上的，它绝不排斥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相反，却以此为依托来考察历史，并认为这种考察方法的前提是有血有肉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因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在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中的人创造着历史，这里，人不是已经完成的存在，而是处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呼唤着人的创造精神，而基于此所理解的历史发展则始终存在着无限开放的可能性空间，存在着内在的选择和创造的机制，从而既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也能够为人所理解和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唯物史观本身就有着对历史微观的内在层面的理解，也要求人们要肯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反对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和具体日常生活而依照某种外在尺度来编写历史。然而，唯物史观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关切，恰恰是人们在理解它时很容易忽视的一点，进而导致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及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隔膜。

当然，历史的书写也不只是在永续开放的活动中的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确实导致人类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的规律存在着。个体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着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即各个错综复杂的活动，具体的活动，实际上受到看不见的规律的支配，这个支配的力量就是社会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因此，历史运动的基本趋势就是经济必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一般影响，但经济必然性又不可能脱离人们的实践活动，它同样具有历史性。因此，唯物史观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就是说，唯物史观乃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现实的总体，理解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2、393页）。

然而，历史发展虽然存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我们却不能把规律性放大为无条件无限定的必然性。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我们对这个维度做了过分的阐释，导致把唯物史观理解成线性的历史决定论，以为唯物史观只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外在决定论，从而对历史本质和规律作了独断论的理解。其实唯物史观所讲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不是一种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的绝对的决定力量，而是实践创造论，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它不可能是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图式，“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只是指出了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向。马克思曾经声明：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卷，130页）。唯物史观实际上非常强调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选择性，这也就意味着，它承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是刻板的、机械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同上，131页）。因此，它对历史的理解是唯物的、辩证的，因而也是历史的。

近些年来，史学研究受到西方各种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度痴迷于“玩弄碎片”。后现代主义拒斥规律、整体，质疑“大叙事”，鼓吹“小叙事”。然而，个体的行为固然可以是偶然的、选择的、微观的，但决不表明个体连缀起来的历史是无迹可循的。如果否定世界发展有规律可循，就不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更不能对社会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这既不是在严肃地研究历史，也不是真实的历史本身。那些被人们所诟病的“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现象，实质上就是缺少对历史的本质探索和宏观把握而导致的戏耍历史，最终不免会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后现代主义奉行“语言的转向”，消解历史存在的真实性，认为“‘过去’本不具有任何意义，‘历史’之有意义，纯为史家的语艺行为，而这正是历史虚构性的真谛”（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80页），使历史游走于事实与虚构之间。“其结果则是：史实的客观性与可知的过去均变成过眼烟云”，“尤有甚者，历史变成符号的游戏”（同上，第203页）。可见，历史学家的批判、鉴别及想象力在研究和理解历史中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表明史家可以恣意想象，史实可以凭空塑造，激情的呐喊并不能取代客观实际和理性思辨。

总之，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人书写的，历史是人的生存方式，唯物史观提供了真正观照“人”的方式。它既注重历史的表层，又走向了历史深处；既展现历史丰富的个体细节，又揭示历史宏观的运行规律，从而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说明和深刻把握。“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不仅如此，还应该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以努力做到接近历史原本、展现历史的丰富性，来充分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达到对历史规律和人的活动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从而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