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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复兴之路

2010-01-1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我有话说

60年前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课题中的第一个课题基本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第二个课题。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快速高效的发展道路。6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

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和开辟新道路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立即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一是国体,即国家的阶级属性。我们没有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更适合中国国情。二是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我们既没有照搬苏维埃,也没有采纳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政体和国体相适应,有效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三是政党制度,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崭新的制度。四是国家的结构形式,即国家结构是复合制(联邦或邦联)还是单一制,在制定《共同纲领》、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周恩来远见卓识,确定不搞复合制即联邦制,而是在统一的共和国内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述四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年伟大成就

随后,积极稳妥地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社会主义改造提到日程,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农业,我们没有采取苏联全盘集体化的途径,而是通过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主要采取供销合作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逐步把大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用和平赎买的办法,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形式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逐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把对制度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将民族工商业者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创举。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与其相适应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此外,还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优于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缺乏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当时的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有苏联模式的烙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此开始了艰辛探索。在探索中既取得很大成绩,又发生了重大失误和挫折。毛泽东在探索初期《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党的八大的有关论述,以及“大跃进”遭致重大挫折后,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中,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关于区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主要是三个“坚持”,即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其中第一条是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二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实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三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坚持斯大林的观点,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行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的观点,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四是关于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五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通过总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划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六是关于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国的建设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但并不排斥外援。七是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八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中央和地方,中央的权力要下放,让地方有更多的权力,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和非党,坚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都要兼顾;汉族和少数民族,强调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中国和外国,学习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九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构建。毛泽东针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应”和苏联理论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支撑。

上述九条,就是在艰辛探索中初步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轮廓。应当说,这条道路既有别于苏联模式,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即使如此,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仍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如开采大庆油田,原子弹、氢弹爆炸,发射和回收卫星,建设武汉、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成昆铁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这条道路并不理想和成功,但为后人开辟新道路架起了桥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力开辟

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起点,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航船启程了。经过几年探索,邓小平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明确提出新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后,依据上述原则,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标志:一是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中进行,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把构成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十三大以基本路线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指导方针,以保证始终不渝地坚持走这条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新贡献。一是依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做出趋利避害,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三是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一是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实质是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发展引上科学发展轨道。二是坚持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三是坚持和平发展。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进一步拓宽、深化和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使中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执笔:赵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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