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继《二○○六上课记》、《二○○七上课记》之后，以诗知名的王小妮继续以大学教授手记的形式，记录她眼中的“90后”,也严肃而细腻地审视着中国教育。这里节选的是《二○○八上课记――他们的困惑和我的困惑》（刊登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9期）。
第一课
因为是给新生上课，一开学我还没事，新生正军训，常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见到他们四处巡游，手里倒提着武装带。我的学生将在他们中间。
从这一届开始，我的学生全部出生于九十年代。我问：1989年出生的有吗？没有人举手。这是我在大学四年里的第一次，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这样被一笔勾销。
9月23日的晚上，给新生上第一次课。我请他们在纸条上回答四个问题，是自愿的，可以不回答，问题是：一，你来自县城以下的村镇？二，你喜欢的书？三，你喜欢的电影？四，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真理？
一共46人，收上来的纸条有41份，统计结果是：
第一条，24人生活在县城以下。13人不在。3人未回答。第二、第三条，回答很杂乱，不罗列。喜欢鲁迅的不多，反而余秋雨比鲁迅略多。最意外的是个男生，他最喜欢的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我大觉好奇，找他来问，他赶紧解释说，并没有看完，翻着看了几段，那书是他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老师认为他平时太毛躁，说这本书能磨炼性格，顺便推荐给他。这位毛躁的学生解释完了还追加了一句：那书没什么意思，真的，老师你说那个写书的人是不是有毛病？第四条，关于相信真理。11人认为不确定。19人相信，女生多，其中有两个女生说坚信。10人不相信。一个人没回答。
新闻
今年依旧保持课上简短交流新闻的传统，他们不能再脱离现实读死书了。今年略有修改的是，上学期的新闻都是我一个说，今年改为大家一起谈，目的在于更多地参与。这个变动出自第一次课，那天我谈到一条新闻：9月22日，卫生部公布数据，三鹿奶粉事件已查出全国病儿5万3千人。下面一个女生接话说：是婴儿哦。她的意思是：这新闻和大学生们关系不大，出事的只是婴儿。我马上纠正她：每一个婴儿都是人啊，一个有起码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不能对自己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这样在课上就决定了，以后每次课都安排十分钟大家交流新闻。
已经读大三的余青娥同学来听我们大一的课。课间，我和她靠在楼道的栏杆上吹海风，那天是2008年10月22日，她告诉我，她父亲在福建收废品，最近受金融危机影响，收购价格大幅下降，来电话说赚钱更难了。铃声再响，我对同学们说，在见到你们的师姐余青娥之前，金融危机对于我们还只是报纸上的标题和消息，经过了她的描述，才感到这危机已经真切具体地影响到一个普通中国人了，新闻不是呆在和我们完全无关的地方。
12月下旬，班长说：咱校图书馆可以借书了，每次每人能借十本，期限一个月。班长坐下，下面几乎没反应，好像图书馆和他们没什么关系。而接近期末，班长说了另一条新闻：农业银行不同意给咱们贷款了，说原因是怪咱学生，咱校学生还款率低于百分之五十。班长还没坐下，下面一阵混乱和议论，持续几分钟后又鸦雀无声。
困惑
困惑是双重的，有他们的困惑，也有我的困惑。
接近年末，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很突出，未来的不可预料增加了学生的担忧，而作为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学生，高考的痛苦折腾还没过去，他们还想享受一下忽然解放了的轻闲。这样，他们的心态是既想悠闲又很不踏实。接近期末，我问他们有什么困惑。
一个同学的回答是：为什么到了大学里安静下来看书的时间反而太少，为什么对学习没了以前的热情，为什么再也没有紧迫感，虽然明知将来就业形势不好，为什么开始喜欢和适应在外面吃饭喝醉唱歌？
放假前，遇到去买棉衣的学生周坤婷，她问我：在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自己心里一点儿也不知道，很糊涂。
这个学期，三次遇见2006届的同学邓伯超，我还清晰记得他读大一的时候，在课上发言，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蛊惑仔》，他家乡的学生们都崇尚蛊惑仔，引起哄堂大笑。现在他已经大三了。12月去旅游院报告厅的路上碰见他,那天我参加朗诵，他做摄像。虽然是晚上，我还是明显感到他的情绪低沉郁闷，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赶路。后来我问，课程紧？他说不。又过了一会儿，他主动说：真不知道能学到什么，越学越没信心，没有方向，有的老师上课……我看老师自己都不懂。然后还是沉默。
我理解的教育应当有承继性的，有相对一致的基准线，可是，我没在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基准。而他们又太需要成功了，这成功甚至应当最快速最简捷地能获得。而我自以为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他们，结果会不会恰恰相反？假如，他们真的接受了我的影响，一旦离开这间教室和大学校园，很可能瞬间就被现实击溃。我的所有心思和努力，也许正在让他们变成一个个痛苦的人。
在吊着明晃晃日光灯的教室里，我和学生们度过了2008年度的65个课时，然后，他们再去其他教室听其他老师课，然后，三年一眨眼，各奔东西。再然后就完全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