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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高陵疑信辨

2010-01-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牛润珍 我有话说

2009年12月27日,一则曹操高陵被发现的考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轰动,同时也招来各方质疑。安阳西高穴大墓墓主是否为曹操?从已公布的发掘信息看,哪些证据可信?哪些证据令人生疑?还有哪些证据有待补充?兹采取文献与考古互证的方法,梳理有关证据及疑信点,谈点浅见。

一、文献中所

见曹操高陵

高陵即高平陵,又称西陵,其地望在邺城西,位于西门豹祠西原之上。文献所记西陵最早者为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又作《遗令》:吾死之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曹操卒后,曹丕作《哀策》:“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魏文帝集》卷一)曹植《诔》曰:“敦俭尚古,不玩珠玉……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陈思王集》卷一)这两篇作品描述了曹操遗体安葬的场面,也反映了西陵的基本状况。魏黄初年间,高陵建有陵屋、祭殿。曹操部下老将于禁从吴国回到洛阳,文帝曹丕派人于陵屋之壁图绘关羽水淹七军逼于禁投降故事,又命于禁“北诣邺谒高陵”(《三国志・于禁传》),于禁观图,因惭愧发病而死。黄初三年,曹丕作《毁高陵祭殿诏》:“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明帝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武帝卞后?葬于高陵。”(《三国志・明帝纪・后妃传》)曹魏时王沉官修《魏书》、鱼豢私撰《魏略》和晋初陈寿所撰著《三国志・魏书》,均载及高陵。陈寿之后,陆机于元康八年在秘阁阅“魏武帝遗令”,慨然叹息,撰《吊魏武文序》(见《文选》)。从文献材料反映的情况看,魏晋时期曹操高陵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

到了十六国时期,高陵见诸文献记载就不多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漳水,言及西门豹祠,却不曾提起高陵。隋唐以后,地理书中虽有高陵的记载,然大多是转抄且较为模糊。《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邺县”条曰:“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所记仅是大概方位。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记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明嘉靖《彰德府志》曰:“在县西南三十里,周围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相互转抄的迹象明显。文人诗文中也曾记咏西陵,如唐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高丽,过邺,作《魏太祖祭文》;沈?期等写有《西陵诗》,然其中并未具体描写高陵。时至北宋,高陵地处情况就不清楚了,于是出现了“疑冢说”,将邺西北北朝墓群演绎为“曹操七十二疑冢”。文人作《疑冢诗》以讽操:“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北宋王安石)“安排死去千年事,刻画生前一寸心。”(金萧冰崖)“荒城寂寂无烟火,疑冢累累半野田。”(明周朝中)讹说流传,曹操西陵就变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后世曾有寻觅曹操西陵者,宋俞应符有诗说:“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诗人之气,不切实际。元纳新为找到高陵,“登铜雀台,西望荒郊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西陵也’。”后又将北朝墓群误作“曹操疑冢”,“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诈也,使操能见武侯八阵图,则有愧多矣。”(《河朔访古记》卷中)1922年磁县乡民于彭城镇西十五里丛葬地开井为茔,得古墓,“室之四壁涂垩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叙乃魏武帝操也。”邓之诚认为此墓即高陵,说:“前五十年发石室十余处,唯皆无棺,至是真冢始现。”(《骨董琐记全编》卷三)但是后来又证实这并非操墓。由上可见文献所记高陵愈益迷茫,由是生成诸多传说,扑朔迷离,困扰人们千余年。

二、新近考古发现的“高陵”

2009年考古发掘的西高穴大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所列依据有六条:1、这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结构类似汉魏王侯墓,与曹操的身份相称。无封土,符合“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文献记载;2、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3、墓址与文献、鲁潜墓志记载完全一致;4、墓内装饰简单,符合《遗令》所嘱,随葬品应是曹操日常所用;5、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6、男性遗骨经鉴定为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

这六条依据虽都有作证的价值与可信度,但还达不到铁证如山的地步,因为它们无法直接说明大墓的确切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只能由此推断出大墓很可能就是高陵。它们作为证据,既有可采信的价值又有让人生疑的地方。所举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出土于大墓,这些石牌当为墓主日常所用,且死后随葬的器物标签,古墓被盗,器物被拿走,留下的石牌虽被扰乱,但其存放的环境没有变化,位置没有大的改动,应该视为第一等的证据。曹操生前曾被称为“明府”、“明后”,封王后,称魏王,死后谥曰武王,即魏武王。魏武王谥号的使用始于建安元年二月,同年十月汉魏禅代,改元黄初,武王被尊称为武帝,即魏武帝。武王之称历时八个月,石牌之作当在此间,应该是与随葬品一起放置于墓内。而且石牌字体风格与邺城遗址出土的曹魏时期石刻颇相类似。

至于“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后赵鲁潜墓志”则是两件征集来的文物,已经脱离了它们的原始保存状态与环境,发生了位移。证据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某些环节出现未知,人们不能将其连接起来,那么其价值与可信度就要打折扣,对这些证据提出怀疑也是自然的。然而这两件文物在作证据的时候,可与墓中出土的文物联系起来作为旁证材料。因其与大墓联系较为密切,可视为第二等的证据。“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行文、字体风格与出土石牌相类,因其是被征集来的,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鲁潜墓志》曰潜卒于后赵建武十二年(345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三步。”墓志发现于西高穴村西乱土中,而且鲁潜墓又无详确之处。该志虽言及魏武帝陵,但未必能证明所发现的西高穴村大墓即曹操高陵。

同时代的墓葬构造由于遵循同一礼制,因而存在着某些相同的特征。参照东汉王侯墓制推断西高穴村古墓的年代,虽然在学理上行得通,然出土文物刻字并无确切的纪年,所依据的其他考古材料只能作参证。西高穴村大墓风格朴素无雕饰,这与曹操禁厚葬、倡薄葬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敛以时服”、“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可与大墓风格相印证。但在诸多文献中又言及“西陵烟树”、地面建筑和标志物,这与“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有些不一致。大墓已经多次被盗,是真的“无藏金玉珍宝”,还是被窃一空,这也是无法确定的,况且墓中还遗留有金、银、玉石等物,也与文献稍有出入。

由以上依据可以认为:西高穴大墓有可能是曹操高陵,甚至可以说是邺地考古发现中最具可能的一座古墓。然其可信程度未满,疑点、漏洞不少,在现有的情况下,作出“确认”,似乎有些过急。若要确认,一些关键证据应有掌握,相关证据仍需补充,关于曹操的深入研究亦应跟进。

三、确认曹操高陵仍需补充的证据

西高穴大墓究竟是否为曹操高陵?最关键的证据有两条:一是大墓的确切年代应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二是能够直接说明墓主即魏武王曹操的文字资料。如果缺乏这两项关键证据,还可寻找下列证据进行确证:

1、高陵是一座合葬墓,除了曹操,还有其妻子卞氏,夫妇前后去世,相隔十年,卞氏死后也葬于高陵。《三国志・明帝纪》曰:“?葬”,同书《后妃传》曰:“合葬”。西高穴大墓有三具骨骼,一男二女,男性60岁左右,女性分别为20多岁和40多岁,二女年岁与卞氏不符。卞氏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卒于魏太和四年(230年)五月,终年71岁。那么,这二女是谁呢?曹操原配妻子为丁氏,又有刘氏。刘氏早终,丁氏于建安初被废,死葬许城南。此二女有可能是丁氏、刘氏。二人先于曹操去世,可能于曹操死后迁葬高陵。曹操有25男,妻妾除了丁氏、卞氏、刘氏外,见于史书的还有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宗姬、赵姬,二女或许为她们中间的二位。然她们的卒年不清楚,曹操一贯主张葬制俭朴,不大可能让夫人、爱姬为之殉葬。卞氏卒时为太皇太后,“?葬”高陵,从其身份及生前与曹操的感情上推测,不大可能在其死后把曹操墓打开合葬,似应于高陵旁再造一墓。西高穴大墓旁还有一墓,如果此墓的主人能确定为卞氏,大墓则可确认为高陵无疑。

2、《终令》曰:“《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高陵不是一座孤墓,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个墓群,若能在其前后左右发现曹魏公卿大臣陪葬墓,也能推定“高陵”的真实性。文昭甄皇后朝阳陵、陈留王曹奂墓均在邺,其方位与高陵也当有昭穆关系,夏侯?、王粲、陈琳、应?、刘桢等均葬邺,其墓址多在邺西。从不同时代的墓群分布看,高陵兆域范围颇具规模。

3、西高穴古墓坐西朝东,这样的朝向与《遗令》月旦十五铜雀台作伎乐、子臣时时西望墓田的安排是一致的。令曰:“吾卑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晡上脯?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从阴阳堪舆的角度看,高陵居高岗台地,头枕西山,面向铜雀台,观婕妤歌妓,接受子臣奠祭朝拜,而且偏东北又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墓葬取向朝阳,符合传统的风水意识。甄后朝阳陵、陈留王曹奂墓亦当是如此朝向。

4、墓中男性骨骼年龄与曹操相仿,可提取其标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作DNA实验,再与其血缘亲属作比对。1951年6月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发掘东阿曹植墓,墓中存有部分骨骼,若能找到曹植的遗骨,可以作为DNA标本,比对西高穴墓男性骨骼,如果试样一致,亦可证明此墓为高陵。

5、《终令》、《遗令》都提到西门豹祠,高陵在祠之西,如能确定西门豹祠所在的具体位置,则高陵的地址便能大体推断出来。然魏晋以来,该祠屡经兴废,地址前后有所变动。而且西门庙又非一处,如明代安阳县有西门大夫庙,“在大夫村,北齐天保间建。”同时临漳县也有西门大夫庙,“在仁寿里,去县二十五里”(均见嘉靖《彰德府志》卷4)。究竟何处为曹魏时期的西门豹祠?仍有待考证。

综括文献与考古资料,西高穴大墓只能初步推定为曹操墓,但还需作进一步的确证。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有价值的文物不断发现,文献与考古互证,曹操高陵的疑团终将被解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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