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敏写这部《重返1976》，在潜意识上，一定直接发端于1976年那个初春。突如其来与“总理遗言案”的惨痛牵连，从此笼罩着她家的所有人。以二十来岁年轻女性的敏感感受了这一切，作者诉诸于笔端就是早晚的事了。当然，她是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索来打量昔日的，但印象和感受却来自刻骨铭心的当年，这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
毋庸讳言，“总理遗言案”当时是一个政治大案，背景是周总理已经去世，毛泽东迅速衰老，再次出山整顿局面的邓小平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向最高权力作最后的冲刺……而在另一方面，经历了10年浩劫的民间，则矛盾郁结怨声载道，“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鲁迅先生的名言毫不夸张地可以移作当时的写照。
政治必有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原来是与虚荣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中国政治以楷模作为基本教育方式，在表达了楷模象征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意义的同时，也把一种名扬天下的方式暗示给了被教育者,在政治中成就自己的个人主义就在这时孕育成型。渴望被上上下下关注，渴望被上级重视被他人表扬，是上世纪50年代一辈人共同的心理经历，由虚荣引发的谎言矫行就几乎成了必然。
李君旭的炮制“总理遗言”，事发后的株连他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安然享受反“四人帮”英雄的美誉，乃至在时隔30多年以后依然不敢面对真相面对自己，其源概出于此。欺世者必自欺――无论出于多么美好的愿望，也无论获得了多好的声名。
那么，哪里是我自己的“1976”呢？
“总理遗言”在1976年的那个初春秘密传布全国的时候，我已经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调到省文化厅，参与省曲艺代表队的组建。记得那年冬天少雪而寒冷,元旦前后我住在位于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兵团总部，一天清早被火车站的广播惊醒，隐约听到的是断断续续的哀乐，急忙去开窗，凌厉的寒风带进来的果然是噩耗：周总理走了。脑中一片空白，却已泪流满面。
不久，我就看到了“总理遗言”。不曾经历知青生涯的人，也许不容易理解，知青之间有着十分通达而广泛的联络管道，这管道密布全国，渗透在凡是有知青的各个角落。原因自然是和同学们到了各地相关，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书，是书，把各地趣味相投的知青联系到一起，并滚雪球一般铺成一片。问题是：书的背后一定是人生，是对命运的思索，对爱
情的渴望，对政治对社会的关注，往往还有――文学。我手边的“总理遗言”就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迅速传播到朋友圈子里了。
随即就是北京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以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为由而发动，邓小平再次下台，“四人帮”越加猖獗。很快我就被人警告：我传播的“总理遗言”已经被发现，更糟糕的是清明节我曾在哈尔滨闹市区摆放过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也被公安局列入追查。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连夜就坐火车离开哈尔滨，辗转到了一个十分偏远的一个农场。
真诚感谢当时黑龙江省文化厅的领导们:我因为不知轻重写文章为《青春之歌》翻案，却因此被调入文化厅。我去报到的时候，文化厅机关的楼道里，密密麻麻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现在，在我星夜逃亡之际，文化厅的领导们则用尽办法为我开脱，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7月，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参加调演，途经唐山，火车站被层层叠叠的隔离墙挡得严严实实，让你去想象墙后的一片腥风血雨。9月，毛泽东去世。接下来，就是那年举国欢腾的金秋十月……
三十年弹指而过。伴随着这三十年，共和国走过六十年，我们也走近耳顺之年。作为个体，留下的只是生命的记忆，背后却是依然鲜活依然令人激动的青春岁月。
现在，我们将去哪里呢？
面前，除了共和国的未来，我们还可能再有什么？正是这个我们呼吸与共的共和国，带着我们从1976走到了今天,不仅使重返1976成为可能，也使我们每一个无论多么迥异的命运，最终获得了同一种意义，从而欣然相遇――
(《重返1976》,袁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