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习教育具有哪些特征？它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有多大？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意义？对此，我们又应如何加以合理引导？
序
最近二十年在世界范围内，补习教育已成为非常庞大的产业，它与正规教育体系相伴而生，被称为
正规教育的“影子”体系。这一“影子”吸纳了数以万计的人就业，消耗了大量资金，占用了教师和学生大量时间。
对于这样一个“影子”教育体系，学生、家长对它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它满足了学生和家长不同类型的需要，这是他们自愿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原因；另一方面，学生和家长在“补习”教育问题上像是陷入了“囚徒困境”：不满于这样的选择，却又“欲罢不能”，当政府试图取消这个“影子”体系时，反对的声音又往往超乎想象。从政府角度看，矛盾心态同样明显：一方面，政府应该尊重家长为使孩子能在日后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惜成本进行教育投资的意愿；另一方面，又担心私人教育的繁盛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长此以往会加剧社会不公。
为了回应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关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于2007年初对全国18个省市的18645个有效样本家庭进行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涉及这些家庭在200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34个教育支出项目，选取其中三项校外补习教育支出的统计结果，形成此报告。
一、补习教育体系的基本状况
在我国，“影子”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补习教育，体系规模庞大。在义务教育阶段，这种补习教育体系的主要形式有：（1）校外补习教育。以“一对一”教育、“尖子生”教育为特点，对正规教育体系的教学科目进行竞争性、补偿性教育。（2）兴趣和特长教育。适应学生个体的兴趣和需要，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如某些技术学科、艺术和体育项目，习得特殊的技能，培养独特的兴趣。（3）学习困难学生的干预教育。对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学习困难的学生，通过干预其学习方式，对个体的学习行为进行改造。
那么，这样一个规模庞大、形式多样的“影子”体系，其状况如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
1、家庭教育支出绝大部分给了学校之外的机构，小学补习支出高于初中
调查发现，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每年5244.08元。其中，城市家庭为7267.88 元，县乡村家庭为4729.06元。按照支出的走向划分,家庭在学校外购买各类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支出为4055.18元，约占教育总支出的77.3%；其中，城市家庭为5553.92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76.4%；县乡村家庭为3681.18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77.8%。可见，在家庭的教育支出中，绝大部分支付给了学校以外的机构。随着“两免一补”政策的不断落实，家庭教育支出中学校所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小，而对校外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将成为主要部分。小学的各类补习支出高于初中，城市小学的补习支出是农村小学的2倍。
从结构上分析，城乡小学和初中花在校外教育用品和校外的衣食住行上的支出差别，远小于在补习教育上的支出差别。即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完全免费，补习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仍标志着城乡家庭教育行为的根本差异。（见图1）
图1：分城乡的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半年）
注释：1.交给学校的费用是指由学校代收或者收取的各种费用；2.校外衣食住行包括因上学而发生的交通费、保健品费、维护视力费、通讯费、师生和同学社会交往费、鼓励孩子学习的奖金和礼物费、为教育而增加的租房和购房费用；3.校外补习费包括：交给非就读学校的各科辅导费、特长班费、兴趣班费；4.校外教育用品费：不是学校要求的读物、用具和购买电脑的费用。
2、在15项校外教育支出中，城乡家庭补习教育支出都在第3-6位
在调查的34项校内外教育支出中，从全国情况看，按照支出规模排序，依次是校外特长学习班费、各类兴趣班费、校外辅导训练费，分别排在第3、4、5位。分别来看,城市和农村家庭在支出排序上有较大差异。除了购买电脑花费都占据第一位支出类别外，城市家庭更注重特长教育，而农村排第二位的是为孩子接受教育而支付的租房和购房费用，这一项支出也显示出农村家庭使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见表1）
表1：排前六位的校外支出项目的城乡差异
3、补习教育支出是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补习教育支出在城镇家庭总支出中占6%，而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占8%，是家庭各类支出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见图2）
图2：城乡补习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
4、补习教育是一项巨大产业
在我国，补习教育体系日渐强大，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补习教育机构，由此形成了一项巨大的产业。新东方教育集团提供了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阶段的所有英语补习教育，它于2006年9月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教育机构。截至2008年底，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已经在全国39个城市设立了41所学校、400多个学习中心和6家子公司，累计培训学员700万人次。巨人教育集团也是目前北京市课外补习培训领域中最成功的集团之一，经营范围涉及英语、中小学课程、文体艺术、家教等100多项，教学点遍布京城，并在上海、武汉、南昌等14个城市先后建立了教学基地，它所提出的“0-99岁”的教育理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在15年的时间里培训学员近260万人次。成立于2001年的学大教育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个性化教育的理念，除了总部北京外，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等30多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和中高考教研中心、百余所个性化学习中心。非常教育机构则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能够从事专业学习治疗的教育机构，经过近6年的发展，在京城众多补习教育机构中异军突起，越来越被广大学生和家长认可。此外，还有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环球雅思学校、海文教育集团等有名的补习教育机构。这些民办补习教育机构在当前人们对教育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百花齐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的工作岗位，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
二、家庭补习教育行为所呈现的社会学特征
家庭选择补习教育本是个体选择行为，一般来说，政府应该尊重家庭所作出的选择。然而，当一种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该行为就会聚集并产生社会影响，即“外溢”效应。“外溢”效应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采取措施干预，但它却反映出制定社会政策时分析个体行为的必要性。
1、不同年级的学生显示出不同的补习偏好
本次调查的样本主要覆盖小学二、四、六年级和初中一、三年级。按照年级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有不同的补习侧重。小学二年级主要进行特长教育，四年级的时候，兴趣班的支出开始增加，而六年级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重点变成了各科辅导。从趋势上说，特长班支出随着年级的增长不断降低，而各科辅导性支出则不断加大。（见图3）
图3：家庭各类校外教育随年级变化的趋势
2、女生更容易接受特长教育，男生更愿意参加校外辅导
在补习教育类型的选择上，男、女生有不同的偏好。女生家庭在特长班费用支出上明显高于男生，在兴趣班费用支出上略高于男生，而男生家庭花在各科辅导上的费用要略多于女生家庭。（见图4）
图4：家庭在各类校外教育支出中的性别差异
3、城市学校的各项补习支出均明显高于县乡（村）学校
在调查中，为了发现学校类型与家庭支出间的关系，我们将城市学校按照社会美誉度划分为一、二、三类；在城市下辖的富裕县和贫困县中，再划分为富县县城学校、贫县县城学校和富村学校、贫村学校。调查发现，城市一类学校和富县县城学校是补习教育支出最高的学校。（见图5）
图5：学校类型与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差异的关系
4、“父亲受教育程度”对所在家庭补习教育支出影响明显
在调查所涉及的34项支出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都影响着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但对一些常规支出项目影响不大，如学校收取的19项费用。在择校费和因子女受教育而支付的租、购房费用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反向影响，其原因是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不用迁徙去接受好的教育。然而，在补习教育支出中，父亲受教育程度在研究生及以上水平的家庭，花费在校外补习中的费用几乎是其他家庭的2倍，这类家庭对子女的特长教育、兴趣教育呈现异乎寻常的偏好。（见图6）
图6：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补习教育支出的影响
三、补习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虽然补习教育体系规模庞大、社会影响显著，但对这些特征进行价值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在于，国际上对待补习教育的判断标准是变化的。二战后基础教育应当由政府免费提供的观点占据了主流位置，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教育一直是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调”。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不鼓励甚至抵制补习教育。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体系建设的任务需要转到适应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方向上，然而，政府财政性教育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教育需要，财政资源必须和私人资源配合。于是，如何处理正规教育体系和补习教育体系的关系，就成为各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焦点。这时，对补习教育体系的社会影响进行调查和判断对于引导体制改革的方向具有决定意义。
1、补习教育具有弥补正规教育体系不足的功能
如果足够明亮并且确保光线从各个方向投射，影子是可以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正规教育体系，尽管朝着多样化方向努力，但并不能满足所有要求，于是，“影子”教育体系就难以回避。任何一个体系都有设计上的弱点，义务教育体系的设计目标是培养国民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因此，它在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方面就存在一定不足，“影子”教育体系与正规教育体系相伴而生互为补充，在结构和功能上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
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是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形式和以基准化为目标的基本教育服务。因此，在目前“高考”和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以弥补上述正规教育不足为目标的“一对一”补习在教育形式上满足了“因材施教”的特点，教育者适应学生独特思考过程，从而保证了补习的效果。
此外，补习教育中有许多是特长教育。为了提高学生素质，许多学校都在努力提供多方面的素质教育和特长教育，但即使优质学校也无法拥有足够资源去一一满足学生们日益多样的兴趣要求。于是，学生在校外学习艺术和体育等多方面的特长，就是很自然的选择。
最后，义务教育以班级授课制和基准化为根本特征，它可能忽视了学习困难和超常儿童的存在，尤其是学习困难的学生，他们在教室里硬着头皮忍耐着“跟不上”的课程，每天都必须承受挫败感。教师即使想照顾他们的学习水平，也难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虽然学校也越来越多地开设了心理咨询，但是，它主要进行群体咨询，只在个别状况下，才可能对个体进行干预。这无疑也为补习教育留下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2、补习教育可能会扩大社会阶层间已经存在的差异
由于“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今后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家长往往热衷于为孩子寻找各种各样的课后补习，来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提高孩子的能力，以便在以后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补习教育需要支付额外的、甚至是高额的费用，只有在经济上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能够支付补习教育的费用。因此，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决定了补习教育可能使较多的优质教育资源给了富裕的家庭，这正是很多地方政府和公众对补习教育持反对意见的根本原因。
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对特长类补习教育持有特定的强烈偏好，而他们的这种偏好往往会潜移默化影响着社会选拔人才的方向。当社会更多地将综合性能力和素质作为选拔标准时，家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越能够适应这种选拔模式。
3、补习教育对学生校外生活方式影响明显
补习教育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对他们校外生活影响很大。有些学生甚至害怕放学的“铃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走出校园后还得赶往补习班继续学习。有的甚至不用走出校园，因为补习班还在原来的教室。对他们来说，双休日可望而不可及，甚至过得比在学校还累。每天高强度的学习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劳感，不仅会扼杀学生的创造能力，还会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
过多的补习时间还使学生和家长、同伴之间的交往日益减少。学生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去学校上课，放学后还得去补习班，下课后回到家已经很晚了，还得做作业，跟家长交流的时间都很少，更不用说参与同伴的活动了。但不可否认，这从另一方面避免了学生放学后过多地在大街上闲逛、结识不良朋友、染上不良习惯，所以对很多家长来说，补习班是一种相对健康的环境，孩子在这里还可以结识更多优秀的同学。
4、补习教育不一定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但对个体具有功利性效果
尽管各科辅导占用了学生及其家长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很多家长和学生依然“乐此不疲”。有人抱怨补习教育只是通过反复练习提高了成绩，但损害了学生的创造性。然而，无论对整体教育效果的影响如何，课后补习教育对个体的影响效果是显著的，否则，家长也不会为此付费。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提高了成绩，都意味着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更好的工作机会。5、补习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经济效应
补习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庞大产业，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雇佣了大量在校大学生作为兼职教师。如果取消了校外教育补习，将会改变许多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模式。按照2007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数量测算，每年全国家庭补习教育总规模在1666亿元，等同于我国科研经费总额，是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1/3。如果按年薪三万算，则可提供555万个就业岗位。同样，据《国际商报》测算，中国教育市场总市值达1430亿美元，相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补习培训。
中国各类教育补习和培训市场的潜力也越来越受到风险投资者的青睐。权威投资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2008年全年发生在教育培训业的投资事件24起，涉及投资金额3.26亿美元，比2007年增幅117%。其中，2008年下半年投资额1.84亿美元,相比上半年增幅达29.6％。无论从数量还是投资规模上看，在整个2008年中，教育培训业可以算得上是金融风暴之下保持逆势高速增长的少有行业之一。
同时，补习教育往往还具有一个“照看儿童”的功能，可以让父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而且为了弥补补习教育的支出，父母也得努力工作以增加收入。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时候，补习教育能够起到保证家长正常工作的功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潜在贡献。
四、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调查数据和国际社会的案例，都说明在体制设计上逐渐接受补习教育体系的必要性，有关部门与社会公众应当对这个“影子”教育与正规教育的固有伴生关系有充分估计，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义务教育政策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机制，设置缓冲地带，化解和缓和这种矛盾。目前，为了完善正规教育和“影子”教育之间的运行机制，迫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国家社会发展关键指标体系，将家庭主要的教育支出栏目列入社会发展监测指标，系统化地了解家庭的教育行为。目前，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关键指标体系，如美国的国家关键指标体系，监测38个和民生有关的指标，以便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澳大利亚开发经济、社会和环境关键指标，将主观调查指标和客观指标集结成为结构化的指标群，并在此基础上发布年度报告，对于政策制定、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培育社会理性都有重要影响。我国也有各行业的监测指标体系，但并不包括对民众行为的调查与分析。这对于决策来说，就缺少了来自民众偏好的信息。
2.在正规教育和补习教育体系之间划定清晰边界，严格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在美国，除了由政府直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外，至少还有以下六种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针对跨学区学生的政府出售和政府间协议方式、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私立教育、志愿服务（主要指教会提供的教育）、自我服务（家庭教育）等。在制度框架内留下选择空间是公共服务的根本原则，即使是政府做好事，也不可能用一种菜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好多样性供给的问题，很可能出现“好心做坏事”的现象。但是，多样化供给必须给出各种方式之间的界限，正所谓“各走各的道”，在教育实践中，公众对中小学的假期补习的确存在客观要求，但应交给市场去满足，政府要做的就是监测和管制补习教育市场，引导民众教育需要。如果政府公办中小学从事补习教育，不仅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更重要是混淆了“真身”和“影子”之间的界限，不利于规范办学行为。
3.积极探讨家长参与、社区实施的课后看管服务。中小学的看管功能是家长的客观要求，在禁止中小学办补习班的过程中，课后看管也随之被禁止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对家庭提供看管服务，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小学校舍内，组织家长或由社区进行看管服务，是在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的同时，开展对家庭服务和加强学生课后交往的有效替代方式。
4.开展对补习教育效果的专项调查，帮助家长认识补习教育的局限性，引导家长理性消费。补习教育是家庭的选择行为，有关部门在这个领域中以颁布禁令的方式制止某些非理性消费，是不合适的，可能会因为实施成本较大，而影响政策或者禁令的严肃性。韩国就曾经颁布禁令，禁止所有的补习教育（1980年），但结果是韩国家长在“补习教育”的花费是政府教育投资总额的1.5倍。这一鲜明反差告诉我们，一味禁止课外补习绝不是明智选择。通过提供数据和介绍情况，帮助家长认识补习教育的局限性，搭建政府与公众间交流的信息平台。
5.为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政府补偿教育服务。市场化补习教育体系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扩大阶层差距，为了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发展、减少贫困需要不断推进。然而，从短期看，一些志愿性组织为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提供的艺术教育项目、学困生帮扶项目，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示范作用，也有助于引导市场化的补习机构履行一些帮扶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
6.从长远看，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将素质选拔性考试制度改变为“素质＋社会责任”式的选拔制度，将家庭的自利性竞争行为转化为对社会有利的公共行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努力与家庭的竞争性教育投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脱颖而出，这是人之常情，试图改变家长的行为动机是不现实的，因此，制度设计要从“堵”转化为“疏”。在各种升学考试中，将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作为考核内容，引导家长和学生将陷入“囚徒困境”的补习教育热情，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动机，这既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基本作法，也是新加坡解决择校问题的关键制度设计。
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国已实现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伟大目标。这不仅展现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壮举，更为全世界提供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投入义务教育的“中国模式”，也成为国际组织推行全民教育战略（EFA）的模范国家。然而，如果认为向每个适龄儿童提供了基准化的教育机会就算完成了体制建设的任务，那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择校”、“补习教育”、“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都在考验着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的适应性，需要我国教育体制不断进行“加工”以提高“系统性能”。
（执笔人：曾晓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