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一般认为,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人们的活动范围不会很大,而考古成果展示的却是另一面:古人不仅迁徙速度快,而且活动范围大,交往频繁,大大超过今人的估计。”日前,在辽宁省举行的民族文化史研讨会上,红山文化研究专家、朝阳师专党委书记雷广臻根据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与碰
雷广臻说,红山文化白音长汗遗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出土的石雕人像、河北磁山遗址的石人像、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玉人像、安徽省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像,都取双手扣于上胸的手势,如此一致,没有不同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往是无法解释的。
“大江南北几乎一致的龙文化、猪文化以及非常相似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证明了这一点。”雷广臻说,考古学家在辽宁查海遗址中发现了8000年前的龙形石堆龙,又在河南濮阳一处距今6500年左右的古墓中,发现了一具用白色蚌壳摆塑的“龙”的图案;在红山文化遗址人们发现了玉猪龙,在浙江余姚河姆渡也出土了猪陶钵。除此而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一致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如石斧、石磨盘、石磨棒和生活陶器等,更是各地文化广泛交流的有力证明。
雷广臻指出,古人通过交往,使红山文化在桑干河上游与仰韶文化碰撞、交流,又以辽东半岛为桥梁使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流、融合,进而使红山文化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发生密切关系。因此,低估古人的交往能力及活动范围,容易孤立地、分割地去研究历史,形成狭隘的研究意识和研究结论,导致背离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