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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观和新国学体系

2010-02-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慎明 我有话说

一、国学与国学研究的意义

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国学的定义有多种多样。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应该是指以我国中华各民族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是在我国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中产生的学术、学问,就是毛主席曾经说过,从乌龟壳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学问。

这与我国古代所谓“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不同(《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与周代所言的“国学”,是指国家之学术不同;与近代以来所谓“国学”是指国粹学术等不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完善与丰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不断批判地汲取我国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和当今时代,我们重提国学研究,对于进一步弘扬发展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任务;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强大的凝聚力,维系全球广大华人团结的思想基础和不可割裂的纽带,继续大力推动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合作,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对于更自觉主动地充分利用各种形式,满足世界各国人民迫切希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强烈愿望,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学的二重性

清末民初国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于是提倡国学。他们的初衷,明显地带有救亡图存的意思,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因此,近代国学研究的提出就包含了浓烈的爱国情结。

回顾我国的历史,中华民族从来是以自己的灿烂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有过巨大的贡献。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许多重大科技发明发现闻名世界。直到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直接推动了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崛起。中国的先进文化更成为了欧洲启蒙运动批判神权和贵族的政治文化的有力武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化体系,是我们民族的标志与骄傲。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近代经济政治的落后,是由于文化和学术落后造成的。认为国学是文化落后的原因。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文化衰落是近代的事情。但是,在秦汉以来明清初叶,中国长期是以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先进的大国雄立于世界。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中国学术甚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值得西方研究效法的先进学术。

我们也应当看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我国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我国特有的博大精深、内容深邃的瑰丽宝库,我们要认真研究,积极汲取,大力弘扬。但诚如毛主席所言,传统国学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因此,不能认为传统国学全部都是体现文化精粹的所谓“国粹”。

三、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观和新国学体系

十月革命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新阶段。唐山乐亭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李大钊的故乡。

我们认为,在国学研究中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这就是对待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区分国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认真地实行“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的批判继承的方针。我们无论是研究儒家文化,或是研究汉唐经学,或是研究宋明理学,还是研究乾嘉汉学,都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国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以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观和新国学体系。

当今中国和当今时代,迫切需要创新。我们在国学研究方面,同样如是。

我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和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和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流和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我们要认真研究、积极汲取、大力弘扬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但也必须明确,当代新国学研究并不是要复古倒退,更不能以国学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当代的世界潮流和新的形势,构建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的国学体系。

曾子在《大学》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曾子还接着说,要想修身,必先正心,要正心,必先诚意,要诚意,必先致知,要致知,必先格物。所谓格物,我的理解就是认识、掌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知道了正确理论指导的作用。基本理论是解决事物的本质规律的。只有掌握正确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我们才能对风云变幻的历史迷雾,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迷失方向;我们才能掌控宏观、战略、全局和前瞻性问题,对其他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仅把握事物的现状,而且可能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国学研究工作者,才可能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真正的思想大家。

四、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相统一研究国学

在国学研究当中,肯定会出现各种不同意见,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我们学术繁荣的重要体现。我们不要害怕不同意见。因此,在国学研究中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同时也要理直气壮地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在强调“双百”方针时,政治上、学术上都要“宽容”、“宽松”、“宽厚”,但这“三宽”政治上要有底线,这就是要爱国;“三宽”在学术上也要有底线,这就是尊重事实。

与此同时,对广大专家学者来说,对学术研究来说,也很有必要强调“两个勇于”,即“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从本质上说,都涉及人们的世界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应是我们广大专家学者的高尚品格。我们的价值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真理观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动力观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认为,我们要坚持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统一,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真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专家学者特别是共产党员专家学者应持的立场。

五、国学研究者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我们应当承认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软实力的竞争。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上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广大专家学者,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参谋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和理论创新的推动者。党、国家和人民对我们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任何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国学研究工作者,在对重大问题上发表看法之前,应该是十分自由的;甚至在一念之间可以决定发表任何直至完全迥然相反的意见。但意见一旦发表,则极不“自由”,则会被有情或无情的历史所记载,更会被社会的实践所检验。当然,“覆水”亦可收,这就不仅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更需要有修正错误的气度;这是因为随风摇曳往往很容易,甚至还可能常常得到“好处”,而坚持真理往往有代价,但勇于否定自己、修正错误则往往是要比坚持真理还要痛苦的事。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国学研究工作者,不应该有任何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奴隶主义;应继续解放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这才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同时也是对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

历史和现实客观存在的事实告诉我们,西方政治上的强权与霸权,经济上的多次危机所显露出来的其体制及理念上的弊端,均是不符合历史潮流,不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东西。我们的学者不应邯郸学步、盲目尊奉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初显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已历经了种种磨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在当代世界还是在当代中国,历史自身都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我们坚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也必将能够及时抓住各种大好机遇,正确应对任何严峻挑战,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是作者2008年12月7日在“孔子与国学的新认识学术研究会”上的致词,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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