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在经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也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现行以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这是导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制度性原因。因此,在2009年伦敦G20峰会召开前,中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提出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改
在金币本位时代,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储备货币,各国货币本身就具备世界货币的职能。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形成了美元-黄金的金汇兑本位制度,确立了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地位。但这一制度的形成并非由于美元天然优于其他国家货币,而是因为在二战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在综合经济实力及黄金储备上都占绝对优势。在当时,美国通过发行高流动性的美元面值的短期债务工具为全球经济提供流动性,处于重建阶段的外围国家则有强烈的意愿维持与中心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因此,二战后造就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特殊地位的是当时世界经济格局呈现的中心-外围结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要保持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客观上要求美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将稳定汇率作为优先于国内充分就业及产出稳定的政策目标,以保持美元购买力的稳定。然而在面临国内和国际利益抉择时,美国货币当局总是优先考虑本国利益,滥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带来的特权。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后,美元泛滥,大大超过其所拥有的黄金储备量,使得美元可兑换黄金的公信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经过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欧洲、日本等外围国家逐渐向世界经济中心区域靠拢。它们开始调整原有发展战略,逐渐取消对资本的管制,开始担忧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能否长久持续,并越来越关心自己所积累的美元储备资产的风险--收益配置。在此背景下,外围国家维持与中心国固定汇率制度的意愿大大减弱,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越来越不稳定,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人类进入信用货币制度时代。此时,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各国货币对外关系和相对关系的综合体现,而支撑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各国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中的地位。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亚洲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使世界经济逐渐形成新的中心-外围结构。在这一新结构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依然保持中心国地位,而亚洲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成为新的外围国家。与在旧的中心-外围结构下一样,美国依然以其商品市场开放和强大的金融体系所能提供的融资功能为武器,大量从新外围国家廉价进口商品,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巨额美元面值的短期债务工具;而广大新外围国家则普遍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对中心国市场的商品出口。为此,这些新外围国家有强烈的意愿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现行汇率下通过资本管制积累美元储备,而对于所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收益配置不太关心。与此同时,已靠近世界经济中心区域的欧洲、日本等旧外围国家力求保持国内投资和储蓄的均衡,由于其主权货币具备国际清偿能力,它们不太关心持有规模化的美元储备,不需要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来积累美元面值的国际储备,相反,它们非常关心其储备资产风险--收益的最优配置。这样,世界经济的新中心--外围结构使得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重新取得关键储备货币地位。有学者甚至认为,现行全球储备体系的这一特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再次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
因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这一基础性制度缺陷问题,旧布雷顿森林体系注定难逃崩溃命运。同样,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着固有的不稳定性,其脆弱性较前者甚至更为严重。首先,与旧外围国家相比,新外围国家缺乏同质性和凝聚性。亚洲国家不像战后的欧洲,与美国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建设经历,因而缺乏建立集体行动机制来保持现行体系的强烈意愿。当新外围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们对于所持有的外汇储备的风险-收益配置会越来越关心,背离现行储备体系的激励也会逐渐增强。其次,中心国美国对于保持其发行储备货币价值稳定承担的责任较之以往更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承担着按固定比价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责任,但今天这种责任是不存在的。这使得美国更能在不受约束的条件下,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继续漠视汇率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赤字,优先考虑国内经济目标。第三,当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处于暂时性均衡状态,这种均衡是建立在一种合意的汇率错配基础之上的。新外围国家通过低估其本币相对于美元的价值来获取在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优势;美国则对美元价值高估乐见其成,因为这有助于以低利率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对其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缺口提供融资。保持汇率错配是中心国和新外围国都愿意接受的状况,但这种错配的负面影响也决定了均衡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汇率调整幅度有限,不足以恢复中心国与新外围国家之间巨额的国际收支失衡;另一方面,这种汇率错配为国际游资冲击提供了套利空间,增强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脆弱性与其不公平性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美国利用其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关键储备货币地位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首先,大量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使其无需担忧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为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持续采取廉价货币政策创造了良好经济条件。其次,新外围国家大量以美国国库券形式持有其外汇储备,这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由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廉价的融资,同时造成了新外围国家对中心国的逆向补贴。第三,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短期美元面值债务工具获取了巨额铸币税收入。此外,一旦美国采取紧缩性政策或出现经济危机,就很有可能引发新外围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衰退。
对于新外围国家而言,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更甚于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近年来,在全球私人财富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等因素的驱动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水平,国际金融市场呈周期性波动。在此背景下,外围国家不得不同时面对三大困难,即难以获得充足的国际融资、融资成本呈周期性波动、缺乏足够的手段应对美国反经济周期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应付国际收支危机的集体保险机制,也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机制,面对困境时,新外围国家只能被迫选择通过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的形式来实现“自我保险”。但这会产生逆向补贴的效应:新外围国家通过大量积累美元储备对美国的过度消费提供融资补贴,使得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渐进、动态地改革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动议无疑是一项兼具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改革方案,当然它也不能完全解决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如何建立一整套保证国际贸易支付结算顺利进行和国际资本有序流动,同时兼具公平性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才是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