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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转折点上

2010-02-1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林建法 我有话说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
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节选自林建法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九年文学批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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