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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江枫

2010-02-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梁鸿鹰 我有话说

在中国,深入了解雪莱的人可能并不很多,但大多知道这样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便出自江枫所译雪莱《西风颂》。

江枫今年80高龄,他作为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可以说是当代我国文化生活中有点独特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学识渊博,思想开阔,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是一个历经风雨而巍

然挺立的智者。

我们要进入江枫的内心世界,不需有什么过渡。见到江枫,你很快会明白,这是一座山峰,巍峨、挺拔、刚直,爆发力与蓄积量绝非我们预先的想象,而且,你也会意识到,他还是一片辽远开阔的平川。与他交往,不存在年龄的障碍、言语的阻隔、更没有不同出身的面纱,诗人率直而热情澎湃的性格,小区街坊般的平易、家常与亲善,不能不让你对他倾心而谈。他的那些翻译作品,由于追求对于原作的形神皆似,往往都能完美呈现诗人、作家的神采,他的论文、演讲,把自己的心掏给读者和听众,与他交往你会深受感染,与他交谈你乐而忘返。

60年前,在新中国已经露出黎明曙色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江枫正在清华大学沐浴于学术星辰播撒的光照中,曹靖华讲授的俄文、盛澄华讲授的法文、周珏良讲授的浪漫主义诗人、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都能使他陶醉,但他浑身激荡的青春血液却让他做出了另样的选择。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感召,文学青年江枫毅然从清华西校门走出去,投笔从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四野一个师的一名记者,真正“投入了火热的斗争”,参加了解放华中华南的战役。

回顾往事,自称劳动者的江枫,为自己诚实而勤恳地劳动了60年而自豪,他说:“我作为军人和退伍转业军人,在国内、在国外,作为个人、作为代表,我忠诚于我的国家和生我养我的民族。”他还说,“我分享过一个复兴民族的欢乐,也分享过一个不成熟新国家不应有的苦难”,但是在这个使他忙而忘忧的时代,极少听到他提那些“说来话长”的苦难。

“文革”劫后余生的江枫,积极投入文学解放和新诗歌理想的重建活动,他为成批年轻诗人的崭露头角由衷高兴,当风雨来袭时,诗人对他们的成长表现出少有的古道热肠。他深信,文学要能有健康兴旺的发展,必须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想。他常在诗歌界的集会上宣扬,诗歌创作,像惠特曼所言,应该自由而多样。

作为翻译家,江枫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艺术创造成果,在翻译时,相对于“说什么”,“怎样说”更为重要。他提出的“形似而后神似”的理论与实践,更是受到广泛赞誉。为坚持自己的主张,江枫敢于挑战国内外名人和权威。他坚持真理,始终如一,同样也为文化界的后生晚辈树立了榜样。

1995年,江枫老师得到翻译界的最高奖赏――他成为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唯一得主。其实,对他翻译道路意义的评价,远非这个奖所能表达。作为我国一位有追求、有成就的翻译家,他走上翻译之路,既非率性而为,也不是创作外的补充,而是出于承担文化传承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上世纪80年代,面对优秀诗人涌现的现实,已经有些诗名的江枫陷入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写诗就应该写有影响的诗,“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为什么还要写,还不如趁着有口气,留下些能够留传得久远些的东西”,于是,他的“业余劳动便流向了稿约多起来的译诗。”

从此,他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收,他和一批同道一起,形成了新时期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现象,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和其他翻译家同道们以共同的译诗劳绩,催生了一个如卞之琳所说“译诗的成年”。

江枫老师坚持翻译以忠实为第一要务,文学翻译应该既忠实于原作内容,更忠实于原作之艺术形式,以再现原作的神韵,他认为,“形似而后神似”是文学翻译唯一正确道路。他说:“对于诗和几乎是诗的散文,必须紧扣原文,尽可能不增不减,有所增笔有所减;必须读懂了再译,不懂就译,必出天书!”这是《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一书关于翻译问题的核心观点之一。在翻译理论建设上,江枫坚决反对生吞活剥、盲目推销外来理论,而主张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异说、新说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

智者,一定是文化担当的执著坚守者,在关乎民族文化发展前途的语言文字问题上,江枫坚决捍卫中华文化传统,根据中国和一些有代表性外国的历史和现实文字事实,他论证了“文字是与语言密切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不是所谓“记录语言的符号”。他打通中西文化壁垒,根据各国文字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做出了“拼形表意,为世界各国文字发展共同方向”的重要论断。希望他这种植根于严肃探索的创新之论,有助于我国的语文教学和改革摆脱不适当的僵化理论羁绊,走上更加符合汉语汉字特色的道路,获得应有的健康发展。衷心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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