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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2010-02-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国华 我有话说

在中国地域文化系列中,赵文化是一枝艳丽的奇葩。从赵襄子立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廉颇、蔺相如“将相和”,从慎子说法、荀子论礼到公孙龙辩名,这一幕幕精彩的历史片段,总能激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杨金廷、康

香阁主编的《赵文化与华夏文明》(人民出版社),作为《邯郸学院学报》“赵文化研究”专栏的论文选编,对赵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探讨。

赵文化是以战国时代的赵国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李学勤先生站在欧亚学的角度观望赵文化的兴起,认为赵文化是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出开放、进取、包容的文化精神。宣兆琦教授透视赵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指出变革、法治、侠义是赵文化的基本精神。刘宏勋教授从赵国的历史经验中寻觅,认为赵文化的特点包括尚贤纳谏的“人和”风范、开放争雄的方略、法德合治的国策、任侠重义的美德。这些对赵文化的特性解析,已经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荀子、公孙龙作为战国时代儒家、名家的代表人物,为赵文化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课题。董林亭、张润泽教授从考察荀子“游学于齐”入手,说明荀子的文化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稳健、内向、务实、严谨的“君子”型性格,二是激进、豪放、热烈、外向的“斗士”型性格。这种双重组合的文化性格,体现着赵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所以,与其把荀子与荀学称为“齐学”的代表,毋宁将之称为“赵学”的代表。高海波博士借助语用学原则,分析荀子、孟子“人性”的概念,认为荀子对“人性”的理解是一种现象主义的思路,近乎“存在先于本质”;孟子对“人性”的理解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路,近乎“本质先于存在”。正是对“人性”定义的分歧,才导致“性善”与“性恶”的争议。这种基于比较研究的论述,加深了对荀子思想的理解。

庞朴先生作为公孙龙研究的专家,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认为过去对公孙龙的评价需要更正,因为简单地把公孙龙归结为诡辩派,认为诡辩派是一种反唯物论、反辩证法的思想,其实对问题还没有理解。像“鸡三足”之说不是知识而是智慧,能把一般知识转化为智慧,说明公孙龙的思想了不起,需要重新作出评价。对此,方尔加教授高度重视,认为庞朴先生重新评价公孙龙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把生活实际作为与公孙龙对话的基础,设身处地地体会极端性命题,用现代照市场经济的语言解读“鸡三足”,从而获得较深刻的认识,使他的公孙龙研究再次走在学术界的前列。

赵文化虽然不等同于赵国文化,但它的成熟有赖于赵国的强盛,仅就一种文化的生存状态来说,赵文化研究离不开赵国史研究。孙开泰先生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透视赵武灵王的改革活动,认为赵武灵王的改革思想来源于晋国新田文化,继承着新田文化的法治传统,胡服骑射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始使用大规模、正规化的骑兵,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同时正确处理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的关系,开创了汉民族学习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先例。宣兆琦教授透过赵文化的变革精神,认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普遍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深刻的变革思想,体现在“利其民而厚其国”的政治目的,体现在赵武灵王超人的智慧和勇气。这种考察历史的政治视角,有助于拓展对赵文化的认识。

在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从历史宝藏中挖掘文化资源,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董海林研究员论述赵国的兴亡,从中找出三条治国经验:改革则兴,守旧则亡;人才兴邦,庸才误国;团结兴旺,分裂必败。其中选人、用人问题,既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更是国家兴盛的保证。张建华编审等考察蔺相如的为政事迹,主要植根于他的为人品格,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为人低调,为政严谨;为人恭让,为政简约;为人精细,为政稳健;为人厚道,为政宽宏;为人忠义,为政坦荡。这里把为人与为政相结合,来阐发蔺相如的人格魅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总而言之,《赵文化与华夏文明》既有宏观的文化解析,也有微观的历史考证,还有学术研究的综述,更有相关会议的纪要,藉着大量的学术观点和信息,谱写了赵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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