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在研究出版业体制改革和技术转型问题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放松对“出版文化理性问题”的研究，而且经常性地呼吁业界关注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呢？主要是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
从理论上讲，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它的最本质特征是内容，
我们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甚至把推进全民阅读提升到国家层面来运作，其根据在于：对于一个人来讲，阅读决定着他的文化附加值及他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他的肯定及认可的程度；对一个团体来讲，阅读决定着这个团体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及社会影响力的强弱；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阅读决定着它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水平高低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等等。但这里讲到的阅读，蕴涵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他读的书必须是有内容的，是符合“出版文化理性”之本质特征的。出版界的先贤们讲：我们重视国家和社会进步，就不能不重视教育进步，我们重视教育进步，就不能不重视书业进步，书业规模相对小，但对国家社会的影响较之其他行业更为大，其道理也在于此。
从实践上讲，在中外近现代出版史上，凡是做得有影响的、有出息的出版企业，无一不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商务印书馆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秘诀就在于把对文化理性的追求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以文化理性为体，商业利益为用。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基本上沿袭了这条路径。德国的苏尔塔普出版社，规模并不为大，但其社长翁泽尔德逝世时，德国总统和欧洲政要纷纷前来送行，何故之有？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彩虹出版计划”为战后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信仰及精神支柱，持续地提供了2000余种优秀出版物。
在当前，“出版文化理性”问题尤其应该给予高度的、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进行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的目的就内在地蕴含着提升出版物内容质量这个基础和前提；因为我们正在加快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的转型，而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样的目的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你传播的内容富有文化理性的魅力。应该清醒地看到：体制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真正实现，还要靠我们在内容方面的辛勤耕耘；技术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传播手段及载体，而这种手段和载体要真正发挥效力还有赖于我们在文化理性方面的精心策划与全力打拼。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同志最近在讲到行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时，也明确地、尖锐地提出了“内容创新能力弱，有影响力的精品不多”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强调研究出版文化理性问题的紧迫性。
（二）
那么，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呢？我想尝试着给它下个定义，以便我们的研究有所遵循：它是出版人、编辑人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决定或影响出版物内容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本质性文化品格。出版文化理性的内容似可分为核心层、核心实现层、核心辅助层三个层面。
所谓核心层，即是说出版从业人员，特别是（或主要是）编辑人员，要有文学的感性（喜爱文学，善于借助文学贴近生活、发现生活和洞察生活）；要有艺术的灵性（未必有艺术的创造力，但至少要有对艺术、音乐等的消费习惯和鉴赏力）；要有哲学的悟性（能领会基本哲学命题的意旨，理解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大思想家的核心观念，具备辩证思维能力）；要有史学的智性（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有冷静、清晰的认知和客观、公允的评断）；要有科学的理性（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科学素养及科学精神）；要有伦理的德性（比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恪守职业道德，保护他人成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核心层的规定性实际上回答了出版业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主体的基本规定性和普遍规定性。一些老牌出版单位的历史久远、丰采依然，一些新锐出版单位的后来居上、影响斐然，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具有“六性”的编辑家或编辑大家。编辑因其供职的专业方向不一样，对于这“六性”的拥有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但一般来说都应该具备。
所谓核心实现层，讲的是文化理性的实现能力。即在这种文化底蕴和文化涵养的基础上，出版从业人员，特别是编辑应该具有较好的判断力、亲和力、文稿统辖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判断力讲的是选题的策划能力，亲和力讲的是对作者的选择和寻找能力，文稿统辖能力讲的是谋篇布章能力，文字驾驭能力讲的是语言的加工和修改能力。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编辑才能设计出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选题，才能寻觅到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作者，也才能编辑出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书稿，最终也才能形成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品牌。
所谓核心辅助层，讲的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外在形象。包括交往中的礼仪，要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包括彼此间的尊重，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即便是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充分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包括对于承诺的遵守，讲话严谨，留有余地，言必信，行必果；包括谈吐的诙谐幽默，还有讨论的情趣与风趣等，这方面的要求既是文化理性的延伸与体现，又是对文化理性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
（三）
关于出版文化理性的养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从个体来讲，就是要在对单位、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有一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础上，自觉地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包括其科学性及感染力，说到底是编辑加工后的产物，尽管作者的资质举足轻重，但编辑的选择权及把关水平在出版加工这个环节上则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及对作者的遴选能力更是首当其冲，无可替代。那么编辑人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质的路径是什么，在哪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坚持不懈地把阅读、写作、谈话交流或演讲逐步修炼成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所谓基本生活方式，就是生命中须臾不可离开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它与生命同在。社会分工的其他门类，可以多读书或少读书，多写作或少写作，多说话或少说话，而出版人、编辑人则必须把阅读、写作、交流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一日不可或缺。要把读圣贤书、写经国文章、讲深邃思想，作为自己长期追求、锲而不舍的目标。古往今来，那些有作为的出版大家、编辑大家、文化大家，哪一个不是饱读之士、饱学之士，哪一个不是与书相依为命、相伴终生的？
从单位讲，应该体现文化管理的原则与要求。有同志讲出版企业的管理，经过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的阶段，现在进入了文化管理的新阶段。文化管理就要体现文化理性原则，怎么体现这一原则呢？就是不只强调外在的东西，更关注其内在的素质。比如说像录用新人，除了看其学历的高低之外，更主要地还应看其是否喜欢书，喜欢读什么样的书，读了以后能否产生有灵气的感悟；其次，在绩效考核评估方面，应有读书和写作乃至交流方面的指标。以往的历史证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管之下必有精英。再次，出版单位要有意识地营造那么一种氛围，在这个氛围里，人们会于不知不觉中、日复一日地养成着自己的出版文化理性。例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饭后散步，互相比拼着背诵《红楼梦》、《三国演义》的某些段落。
从社会讲，我以为至少有两条：一条是社会在倡导重大政治活动时，既要重视其政治目标的实现，又要重视从文化理性养成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我们提出要在全社会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还有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等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如果我们不仅从政治方面，而且也从文化理性方面来理解和部署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无疑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无疑会使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合乎逻辑地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从而也使政治目标的实现有了更可靠的依托。
另外一条就是，对现行的新闻出版行业准入考试增加文化理性的内容。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审视，目前出版编辑行业的资格准入考试及资格登记工作等显然都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准入考试也存在某种局限性。因为它测试的还是很一般的工具性知识、功利性知识而没有进入到文化理性的层面。这显然不大有利于编辑大家、出版大家、思想大家、文化大家的产生与养成，也不利于人们向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考虑在这种考试中，设置申论或对策性考题，给考生留下可以文思驰骋的空间，让他充分展示自己的文采与文笔，张扬自己的文化理性及胸怀天下的某种抱负。'
（作者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