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刘芳
刘芳，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军事伦理学等，著有《思维的薪火》、《中华武德镜鉴》等。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武德独具殊辉，是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开拓、整理和研究中华武德思想和
实践，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武德，说的是军人从武、用武、尚武之德性。通俗地讲，就是军人从事军事活动的职业道德。它是一个观念体系和行为品质的统一体，包括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品质、人格等要素。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内在依据和文化基因，构成为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精气神”的魂魄，因而被克劳塞维茨誉为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
“武德”，历来是军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武德，既是我军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又是提升我军软实力建设效益的突破口和生长点。
中华传统武德，其概念早在上古炎黄氏族融合时代就产生了。据《史记・五帝本纪》上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振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黄帝不仅重视“武”，而且重视“德”，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尽管这里所言的“德”并非完全是武德，但能将此作为养兵用战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难能可贵的。对修德振兵思想阐述较为全面的是兵书《吴子》，其《图国》列举了历史上承桑氏和有扈氏之君因“修德废武”、“恃众好勇”而导致国家灭亡的正反两方面例子，说明在战火纷起、干戈扰攘的时候，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是强国辟土的正确之策。即一方面要修“文德”以利“人和”，具体是以“道、义、礼、仁”之“四德”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另一方面要治“武备”以强兵，具体是组建和训练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以此为基础“聚卒练锐”，精选出能攻善守的突击部队。先秦以降，“武德”一词开始作为军旅德性的专用术语出现在文献典籍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楚庄王的“武有七德”说，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与“德”二字联用，始见于《国语》：“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这里的“武德”就是特指军人从武、用武、尚武所表现出来的德性。后来随着武德文化的发展，其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深化。
武德是与战争相伴而生的。中华武德源于中华民族崛起的氏族兼并、融合的原始战争，其由战争所决定且为战争服务。《孙膑兵法》中就将武德的作用概括为：巩固内部团结统一的“粘合剂”，即“德行者，兵之厚积也”；克敌制胜的强大手段，是谓“德者，兵之手也。”
中华传统武德是以德治伦理为本、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其旨在强调以道德手段来处理军事实践活动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关于武德之“仁”的基本内涵和功能，集中表现在对外关系和对内关系的处理上。处理外部关系（即主要是与敌军、与敌国、与邻国的关系）所遵循的是“义战”原则，也就是运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义战”原则主要是指爱国爱族、诛暴伐乱、杀人安人、以战去战、上兵伐谋、善俘安降、兵不血刃、先德后武、和睦邻邦，等等。处理内部关系（即主要是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左右关系等）所遵循的是“人和”原则，主要是运用道德的手段来维系。“人和”原则主要包括和军爱卒、爱民保民、恤民安民、上下诚信、爱兵如子、赏信罚必、赏罚严明、师出以律、令行禁止、任贤使能、正心宽度、尚谦明恩、同甘共苦，等等。从总体上说，外以“义为上”，内以“和为贵”。武德本义上的“义”与“和”，都是“仁”的原则在军事领域的投射和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武德史，都是围绕着武德之“仁”这一核心和“义战”、“人和”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两大方面发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
中华传统武德所蕴含的“辞不忘国，先国后己”的爱国主义情操，“图国忘死，贞之大”的民族气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临军约束，则忘其亲”的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哺育了历代忠贞为国的铮铮将士和民族英雄，成为中国军队、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