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铁芳
□本报记者靳晓燕
引导乡村少年以积极眼光看待“生活的世界”
记者:就我感觉,那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往往或多或少有一种失落、自卑的情绪。同样
刘铁芳:确实有这种现象。当然,造成此的因素多种多样,城里长大的孩子也可能因种种原因有自卑情绪,根据我对身边学生的观察,可以明显感觉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学生的心理特征存在着明显差异。比之于来自相对宽裕的城市家庭的学生而言,乡村成长起来的学生对大学生活环境的适应性相对欠缺,他们的长处在于更懂得发奋读书,但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比如社会交往、社会活动能力等,往往表现稍逊一筹,甚至边远地区的学生常常一开始会显现出几分木讷;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背景往往使得他们生活的压力更重,更显成熟;更能吃苦的同时,他们的大学生活往往略显沉重。
他们可能获得学业上的成功,但他们很难获得身心的健全发展。究其实质而言,我们目前的乡村教育乃是一种无乡村的教育,是一种对于乡村少年成长而言无根的教育。当然,这种问题并不全然是当前乡村教育造成的,这种其中内含着我们的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必然,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乡村教育无能为力。我们也应尽可能多地强调培育学生积极健康的心态,扩大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视野,增进他们置身乡村世界的交流机会,多方面地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培养他们积极的价值观和开阔的价值视野,让他们能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自身“生活的世界”,让他们珍视他们脚下的土地。
乡村教育最重要的是与自然的亲近
记者:我注意到,您看到了乡村教育那些被忽略、甚至有意无意中消解了的一些优势。请您阐述一下。
刘铁芳:我为什么提出要关注乡村教育中本有的文化、教育资源,这里的原因有几个:其一,我越来越多地感觉到我们的乡土、民间文化传统与相关资源会逐渐断流而至于衰竭、消失,社会的文化发展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少数人的创造,文化发展的民间资源日渐断裂。在此意义上,让乡村教育关注民间文化资源,正是要想尽可能地接续民间文化的传统,同时弥补正规教育资源中的不足。其二,文化的多样化乃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这其中必然包括城市文化、乡土文化的并存与发展。乡村文化不仅作为城市文化的映衬与补充,而且它还是城市文化的背景、根源。显然,对于乡村教育而言,保存与发展乡村文化应是其内涵之一。其三,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觉得自己正是因为少年时吸收了不少的乡村文化熏染而使自己心灵的发展没有变得单调乏味,在保持一分质朴的同时也拥有了一分丰富。这其中的启示就是,乡村文化乃是乡村少年成长的基本资源,是乡村少年不可或缺的精神根基。
在我看来,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正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俗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长晚辈间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我期望,也许我们能在保证部分少年能有效应对升学机制的同时,能尽可能多地给予更多的乡村少年以适于他们生存境遇的教育。
如果立足于乡村社会本身来谈论乡村教育,乡村教育自身的优势就显现出来,最重要的是与自然的亲近,包括乡土自然以及相对自然与自由的乡村生活方式,这与当下的城市教育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站在现代教育的整体高度来看,乡村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起始点,也是现代教育的母体,乡村教育的发展能赋予现代教育以生命活力。乡村教育绝不仅仅是现代教育中落后的他者,它首先作为现代教育的母体与前身,现代教育形式原本就有着乡村社会的根基。与此同时,乡村教育又直接进入现代教育内部结构之中,促进现代教育自身目标、内容和结构的调整与改善。这样的乡村教育不仅是面向乡村社会的,也是面向城市空间的,并能使乡村社会逐步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记者:是不是说基于乡村本身来看乡村教育,其内在价值在整个现代教育体系中具有普遍价值?
刘铁芳: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资源也是优劣并存,对于其作用不可过于理想化。特别是在今天,城市文明所代表的价值绝对性高居于乡村文明之上时,我们不可能强迫每一个乡村儿童一定要接受乡村文化的全部而排斥外来强势的城市文化,我们决不是要乡村社会固守贫穷和愚昧。但这种分野更多地是从社会功利的视角来评判和取舍,如果我们从人的心灵乃至智慧发展的视角来看,则显然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从乡村儿童实际的生存境遇出发,我们应该重视本土性的乡村文化资源。
把力气用在最能促进乡村少年健全发展的要素上
记者:您2001年就提出,我们对乡村教育的关注,更多地是指向对硬件设施的投入、向城市教育模式的学习与读书机会的保障,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您认为当前对待乡村教育应有的姿态是什么?
刘铁芳:对乡村教育的关注,硬件设施的改善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首当其冲的,但事情远不如此简单,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教育条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事关乡村教育的深层问题,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教育模式,既能给予他们以同等的升入高等学校教育的机会,能让那些升学无望的人受到一段对于他们而言良好的教育。这是其一。当然,怎样解决更多升学无望的乡村孩子发展,也是迫切而紧要的,这涉及到切实发展他们的生存技能的职业教育问题。其二,要想让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只有给予乡村教育以必要的政策、投入的倾斜,把力气用在最能促进乡村少年健全发展的要素上,比如切实加强图书室的建设,加强乡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适当增加乡土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强调英语、计算机等课程的教学,这样能有效利用阅读与本土教育资源的扩展,来更好地促成乡村少年健康、活泼、全面的发展。其三,由于乡村教育条件、教育环境、信息资源、教育财政等的相对落后、偏低,制约着乡村教师的发展和乡村教育整体师资水平的提高,对乡村教师的补充乃是当下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
记者:你如此热衷乡村教育,是否还有更深的用意?
刘铁芳:我们应该看到,精神的虚空不仅仅是乡村少年遭遇的问题,同样也是城市的孩子们发展中遭遇的问题,不过乡村少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少年其实是表面的繁华遮蔽了内在的贫困。许多孩子生活在网络、游戏、娱乐文化、以及诸种应试教育所营构的生存空间之中,这意味着他们生命拓展的空间其实十分有限。许多孩子缺少对文化、经典的理解与对生命更高境界的追求,又缺少真实日常生活的全面滋养、缺少对自然大地真切的理解,他们的精神根基同样是浅薄的。
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谈论乡村教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立足现代生活,立足现代人的生命发展来谈论乡村教育,重新拓展现代人的生命视野,让他们更多地认识被现代化日渐隔离的大地,理解乡土社会,夯实生命的根基。我们的现代化在逃离乡土的过程中,也抛却了乡土作为中国人生命精神安顿之所在,而恰恰我们又并没有重新找到足够的精神资源。正因为如此,在当下,重新理解乡土,扩展乡村教育的视野,其实是基于我们每个人精神发展的需要。
刘铁芳:1969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985”团队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近年来致力于教育人文探讨,一并关注文化视野中的乡村教育。著有《生命与教化》、《走向生活的教育哲学》、《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守望教育》等,主编《教育人文辑刊》系列、《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