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把儒家文化传扬到世界各地，不断扩大着中国文化的课堂。
题外话：到2009年12月，我国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传播中华文化的554个孔子学院和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
他随身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后来知道，他坐飞机太多，航空公司给他优惠，买一般机票可以坐头等舱，而且只要旁边没人，可以给他一人三个座位。他经常把课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常常从机场直奔教室。他已经飞得没了时差，一下机就演讲，偶而遇上恶劣天气，飞机在天空盘旋不能降落，学生在地上已经走进课堂，杜维明呢？
他到了，在上边。他到是到了，就是下不来。真是个Flyingman，飞人。
不论如何地疲劳奔波，只要一讲学术，就焕发起来，好像不是刚刚下飞机风尘仆仆，而是刚刚在沐浴间冲洗个痛快淋漓。各个不同的听者，都会觉得他讲的与自己相关――尽管他大都在讲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尽管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一些是博士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原先杜维明先生讲授的大都是西方课程，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要开一门儒家伦理的课程。校方怀疑这样的中国课程，能不能讲下去――也就是学生能不能听下去？
杜维明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江泽民主席来哈佛演讲，就是在这里。
山得斯的一、二层，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开始，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众。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这样设定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当然，杜维明是用英语演讲，但是语言只是运输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国，行人恪守交通规则，唯独在哈佛，人们急匆匆地过马路，抢时间，抢机会。杜维明运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是在山得斯上课的，杜维明的课堂最大，杜维明讲的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为什么中国文化的课堂那么大？
杜维明左手半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耸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地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生在二月。据说二月生的龙，是抬头龙，头是昂扬的。
他昂扬的，是中国文化。
我左侧一个金发男生，杜维明讲课时他埋头作笔记，待有人发问，他才抬起头，用手把笔横着塞在嘴里。就这么久久地用手塞着笔，好像要把杜维明的讲课整个儿塞进去。
我看这么一个大厅的哈佛学生，佛教徒般地虔诚。而杜维明，微偏着脑袋，右手捂住胸口又高扬起来，掏心掏肺地真诚！台上布道，台下得道。在哈佛，我看到了一个学术的圣殿，文化的圣殿，中国文化的圣殿。
几百个黄头发、蓝眼睛，把眼睛的追光跟着杜维明移动，身子是不动的。几百个人就是几百座雕像。我很想拍两张杜维明演讲的照片。可是这里除了杜维明那很有磁性吸力的声音，再没有一丝杂音。如果按动快门，咔嚓一声，那都会声惊四座。那简直是太没公德的野蛮行为。可是，我应该把儒家文化的布道者照下来呵！
在这种场合发出咔嚓声，简直是当众出丑。我狠狠心，掏出相机，飞快地咔嚓一下。好像007溜进保密室偷拍文件。而且立即被发现了――周围的学生全都惊愕地转过头来看我。我也才知道，这些“雕像”原来会转动。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厅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提问。他在台上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那几百人的群雕，好像经仙人指点，全都活了过来。
很多学生举起手来。我前边一金发女生，一举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来，瘦削的身材穿着一件黑色背心。她高高举起裸露的洁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进东方文化的神秘的云雾里。
杜维明的助教拿来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这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名哈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康桥，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杜维明的演讲从来没有讲稿。有一次他在教堂演讲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问题。台下一位牧师问身边的人：这位杜先生的灵修问题有没有解决？就是说，杜维明有没有加入教会？旁人说没有。牧师说，杜先生要是给我们布道，效果一定好极了。
英文世界里，传道士意味着代表上帝布道，意味着使命感。很多西方学者称赞杜维明像传道士，杜维明就不愿接受了。因为，中文世界里讲及这个词，似乎并不必然和学问联系在一起。
杜维明在大讲堂里开的必修课，常常有些女学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伦理地观察讲台上这位儒学权威的形貌衣着。她们会说出杜维明有怎样的两件西装，怎样的三条领带，在什么场合系哪一条领带。她们很惋惜地觉得老师太不顾及自己了。老师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当然，这个洞只有这些非儒家的女学生能看到。杜维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过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北京也不无心疼地讲及杜维明裤子上的这个洞。
那么，我想，这个洞就是著名一洞了。
世人看来最风光的人，往往都过不上普通人的生活。一次杜维明先生主持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资金一时没到。杜维明和他的助手只好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先支付会议的费用。助手用自己的卡取出3万美元。再用杜维明给她的卡取，不，取不出来了，卡上没钱了。
杜先生，你的卡上没钱了。杜维明说，是吗？
我想，杜维明的生活中，一定有不少的“洞”。他五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行演讲的时间。唯去年圣诞他在哈佛――病了。要不，圣诞他又要一路演讲过去――台湾、香港、新加坡、北京。
很多科学界的会议也请他去演讲。譬如生态会议，杜维明就从儒学的角度来回应关于整个世界的思考。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现代人不能忽视的有用资源。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会。我想，这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在21世纪的世界，中国文化对人类可能有的贡献。
想到他前些年提出的“工业东亚”的话题，觉得杜维明的儒学研究，总是和社会变迁，世界进步有关。中国文化和现代性碰撞激发的活力，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现实世界中来。杜维明始终注意传统资源和现代化的相关性，这一点使他的儒学研究总是具有开辟创新的能力，而他对中国文化精神血脉的坚守与弘扬，又恰恰使他多了几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这种士大夫精神失传，学子回到书斋里。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杜维明要来大陆从事儒学活动了。那时大陆刚刚开放，一些大学对他要讲儒学还不大敢应承。以杜维明的聪颖，怕不会没有察觉。这边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吃洋面包吃得不耐烦了？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是你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如今儒学和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对话越来越活跃了。我想，如果有好事者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的航线，一道道记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地记录下来，那么大体可以看出儒学在今日世界上传布发展的轨迹。
事业的成功为世人瞩目，事业的代价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他这样的飞行客，机票大体自理，文章却很少有时间“自理”了，文债累累。以前，人家逼“债”，他还可以推说明天就寄出。于是当夜赶稿。如今对方总是要他E-mail过去。糟了！
实在是，牺牲的时间是追不回来的。
他的博士生偶尔对他抱怨，说她忙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丈夫了。他说：我这样都不发牢骚，我焦头烂额到什么地步了？要在哈佛当学子，就只能作和尚尼姑！
这种“和尚尼姑”的决心，是怎样执著的激情！但他是感情内敛的人，于是人们从表面看到的往往只是他的理性。
杜维明的学问是动态的学问，是知和行合一的学问。虽然因之少了皓首书斋构建体系的时间，却使他那儒学能够面对当代世界，与各种思潮建立沟通，接受现代性的新模式的挑战，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蓝眼睛黄头发白头发。他的黑发里也偶有银丝了。但是他在任何会上都是最年轻的――我是说，他的心态。
他讲话很快，沉醉于他的学术观点，说话没有句号。他喜欢倾听，别人讲话，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作笔记。作笔记的时候，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他什么时候都有一分书生的儒雅。
他看着别人发言时，常常双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诚。明明是他主讲，明明是他主持，但是唯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美国华裔的孩子，往往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不知读了有什么用，下了课再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说：“我爱我的文化！”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孩恰恰并不是纯华裔后代。父亲是中国人而母亲是美国人。不过这两个女孩的父亲，叫：杜维明。
那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以中国人自居，能背庄子，背《逍遥游》。当然，她们同时又是洋生洋长的美国孩子。如果家有中国客人，杜维明讲中文，讲得客人大笑，女儿就抗议：爸爸，你讲学术就讲中文，你讲笑话得讲英文，否则我不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不就像傻瓜了？你这是忽视我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