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1909―198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兼资文武”、“严于律己”有浓厚书卷气的学者型高级领导干部。在其诞辰百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其口述、由王俊义教授整理
其一，《回忆录》翔实记述了郭影秋带有传奇色彩的独特人生经历。郭影秋虽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但靠个人的奋斗和师友的周济，却成为旧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终于走上革命道路，曾从事过党的地下斗争，经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狱中的考验，抗日战争初期又利用有利时机，在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徐州沦陷后，他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深入虎穴，成功地改造了土匪武装，还是湖西（微山湖）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此后又在耸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中被诬指为“托派”险遭枪杀。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刘邓大军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为解放大西南身先士卒。全国解放之初，先后担任川南行署副主任和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为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57年之后，他又主动辞去省长职务，自告奋勇到高教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名誉校长等职务。“文革”中，因遭受打击，造成终身残疾。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和成仿吾一起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与重建而忘我工作。晚年，在与病魔斗争中，积极推动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工作，并以坚强的毅力，口述自己一生的经历。总之，这位在党、政、军、文教各个领域中奋斗半个世纪的老人的活动与传奇经历，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述。读后深思，仍使人兴趣盎然，回味无穷。
其二，《回忆录》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难得的、有独特价值的宝贵史料。如书中对“湖西肃托”事件的起因、发展、危害及彻底平反全过程中，郭影秋与潘复生的矛盾，他与黄敬的长谈、亲聆刘少奇的教诲，都可补党史的阙失。还有万隆会议前后，郭影秋接待路过云南的周恩来总理时，对周总理处理国事、待人接物的情操与魅力的回忆颇使人感到亲切温馨，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再有，“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莫名其妙地被突然撤销，其原因何在？撤销后的师资力量何以能成建制的保存？该校又是如何恢复重建？对于这些久存人心的疑团，郭影秋以当事人的身份，一一作了详细记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另如，“文革”初期不少事情的内幕和真相，诸如邓拓之死、北京大学及各高校工作组的委派，中央高层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康生、陈伯达在工作组问题上耍的两面派伎俩，以及康生对郭影秋先施之以拉拢引诱、后施之以打击陷害的丑恶嘴脸，《回忆录》都为人们作了真实的解说。
其三，《回忆录》还对郭影秋从事清史研究、推动清史编纂事业的贡献作了恰如其分的回顾和记述。郭影秋自幼年起，即发奋读书，因而具有扎实的文史功底。此后，无论在革命战争，还是和平年代，工作之余，更是孜孜不倦地攻读史籍。特别是从事高校领导工作后，既为本课生讲课，又带研究生，还不舍昼夜，争分夺秒地埋头研究，写有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李定国纪年》，及文采飞扬的《郭影秋诗选》，被公认为是一位学者型高级领导干部。惟其如此，1965年秋,他曾被任命为拟成立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文革”后期，郭影秋在病床上呕心沥血地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先是组建了清史研究小组，而后又成立清史研究所，制定清史研究规划，组织和培养清史研究队伍，为进一步编纂大型《清史》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正如戴逸教授所说：“郭影秋同志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应该说郭影秋同志既是人大清史所的奠基人，又是清史编纂事业的开拓者。当前，正在集全国清史学界之力编纂大型《清史》之际，学者们无疑亦可从《回忆录》中汲取必要的营养。
其四，《回忆录》不溢美，不掩过，真正起到了信史的作用。本书整理者王俊义教授遵循郭影秋临终教诲：“回忆录的整理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要溢美，也不要掩过”。通读全书，《回忆录》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略举两例，以见一斑。郭影秋在揭露康生对他先施之以拉拢引诱时，并没有一开始就骂康生是坏人，而是说他对康有好感，并尊称其为“康老”。此后，联想到康生“文革”中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才“清楚认识到，他（康生）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两面派，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再如，郭影秋在川南工作时，剿匪征粮未完成任务，受到邓小平严厉批评。对此，郭并没有文过饰非，而是说开始时自己未想通，之后按邓的要求，圆满完成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