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
郭松义在《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刊于《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清代农业到了乾隆时期，面对人口迅速增长所导致的人均耕地递减的势头，压力确实在增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此前清朝政府
中古时期的“?”与“兄子”、“弟子”
韩树峰在《中古时期的“?”与“兄子”、“弟子”》（刊于《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之新义在走马楼吴简中已经出现。两晋南北朝时期，在精英阶层撰写的文献资料中其应用虽有渐趋增多的迹象，但与表达同一含义的传统称谓――“兄子”、“弟子”相比仍处于劣势。唐宋时期，“?”在文献资料中取得与“兄子”、“弟子”相等的地位，甚至出现于法律规定中，但在政府颁布的礼、令制度中难有突破。在同一时期的简牍、文书、造像记等考古资料中，“?”始终是最普遍的称谓，而在民间抄写的丧服制度中，“?”也取代了“兄子”、“弟子”。这些现象的出现，既与“?”内涵的演变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同时礼、令制度的特点对此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称谓的最终普及，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并改造精英文化的结果。
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背后的权力斗争
沙青青在《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刊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破除迷信运动”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国民党基层组织纷纷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了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继而导致各地社会的动荡不安，甚至酿成民变。通过高邮“打城隍”这一具体事件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层党政权力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在这些运动背后，隐藏着国民党基层党政机关彼此对立的潜流，基层党政双方时常围绕意识形态、实际利益等要素而爆发对抗，接着又会在当地社会激发各式各样“运动”与“反运动”间激烈对抗的风潮。
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
李喜所在《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刊于《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五四时期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批判，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中可以见识陈独秀等人的现代意识和革新传统文化的勇气，但也暴露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例如，对孔子文化传统采取革命手段，不符合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较少将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经济变革联系起来思考，缺乏从经济基础角度去思考文化问题；政治式的大批判有余，学理式的研究不足。回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群体，还不大懂得文化的变革是渐进的、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故而，五四时期急风暴雨式的反孔，只是让圣人走下了神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儒家文化变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