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写作行为，它深度地参与了思想解放的社会化过程。那些文学岗位上的实践者成为这股写作力量的主体，他们为文坛和思想界提供崭新的发现，把文学批评作成了一种充满激情和诗情的新文体。而今这股批评力量经过了90年代的分化，相继隐没在以市场经济为领衔的多样化的生存样态中
《重构宏大叙述》这一标题唱的就是一个当下的反调。这不是作者出于市场化的包装之举――按照消费时代的逻辑，赞成和反对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变相的消费行为，但贺绍俊显然不是时尚中人，在性情上也不是一个过激的人物，但他偏偏又以文学批评的反姿态，来极端强调鲜明的立场，是因为他竭力推出的这个问题，到了迫不得已、非要断喝一声的程度。
从文学新时期走过来的人都清楚，“宏大叙述”是破解当前文学瓶颈的一个关键词，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贺绍俊这次找到了这把钥匙。作为当代文学中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宏大叙述”在二十多年间一直是文学持续解构的对象，解构的正面效果是文学终于从政治的神话中挣脱了出来，它带来的负面问题，是将自启蒙运动以来积累的人类理性价值全部否定，而其核心否定的是人的高贵的精神。“宏大叙述”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命名，和80年代初的“朦胧诗”、80年代末的“媚俗”一样，被我们盲打误撞、约定俗成地接受了下来，人们普遍认同它为“有益的误读”，是因为它的确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但如果我们无视现实语境的变化，一任这种“误读”延续下去，那么我们失去的将是文学的底线――文学精神的承担。作者把这种现实语境描绘成“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呈现在同一空间内，而每一种状态都是在发育不良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所以，作者提出两个出发点：一是从文学的本体出发，一是从中国的本土语境出发，重构我们当代的“宏大叙述”。
实际上，作者此时所指称的“宏大叙述”和一直作为攻击对象的“宏大叙述”，在内涵上既有交错，又有区别。它剥离了附着在其上的偏激成份，恢复了这个词语本身的常识性色彩，即它包含着文学本体中丰富的内容――神性、政治、精神、思想、高贵；同时它又是一个有效的提醒，一个理论词语在平移过程中，要考虑词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它在不同语境下能指与所指的变化。贺绍俊的某些立论看似逆反，实则却是对偏执一端的人所忽略的文学常识――文学本体、文学精神的强调。
作为当代文学现实问题的发现者，贺绍俊发现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批评观念，但却并没有引进与此相适应的批评制度，批评制度的紊乱造成批评类型的混淆，使得批评观念在不充分的条件下生长，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当代文学研究在词语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不求甚解。贺绍俊的思维优势在于他常常挑战人们的惯常思维，从概念的重新矫正，从对内涵的精确阐释入手，抛出他的令人惊喜、令人信服的新知灼见。譬如关于文学中的“政治”，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缺失并不在于对政治的热情投入，而是在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约束，因此我们所要否定的是致‘士’与‘仕’于一体的政治、文化、结构，而不是传统士阶层沿袭至今的忧国忧民的政治立场”（《重构宏大叙述》），这就把充满生命活力的天下情怀与世俗功利的政治体制甄别了开来；譬如对于“理想”，他说：“‘理想失落’的普遍社会现象，所针对的还是理想的具体内涵，而不是理想这个抽象的理念。因此所谓的理想失落，是对旧理想的舍弃和对新理想的期盼”（《体会明亮和温暖的精神内涵》），理想作为精神理念，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存在，问题在于不同时代的权力主体赋予它的内涵是千差万别的，由此玷污或扭曲了理想的本身，但这决不意味着理想理所应当被我们抛弃；譬如对于“精神”，他说：“当代人借助后现代文化思潮，打倒了横亘在自由欲望面前的庞然大物”，但“我们要摧毁的是精神的威权，而不是精神本身”（《从宗教情怀看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实质上，我们要解决的是假借精神之名压迫人们的现实势力。
政治、精神、理想――这些词语正是解构“宏大叙述”者模糊的内容，因此作者对概念的矫正具有清晰的现实指向。后现代对旧的宏大叙述的解构，在新时期文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但颠覆不是目的，打碎之后需要重建。一个民族的发展需要自己的宏大叙述，它建立在一整套新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文学具有和新时代相对应的新的精神秩序、精神理想和精神承担，同时需要文学批评通过自己的阐释和批判功能，最终完成文学的这份承担。因此，重构当代的、民族的宏大叙述，是一个深邃的现实命题。书中的文章虽然看上去似是单独的散章，其实在整体的精神脉络上却是贯通的，作者不仅阐释和强调重构宏大叙述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更将这种重构体现在自己的具体批评之中，因此他不仅是问题的提出者，更是积极的对话者和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