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史的系统研究,向来乏人问津。治佛教史的学者,即使对明代佛教有所关注,也往往集中于明末四大高僧的研究,而鲜有对明代佛教全貌的完整再现。这种学术现状,使得任宜敏先生这部50余万字的《中国佛教史――明代》,具有了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任宜敏先生长期留连于史籍之间,扒梳佛教发展的脉络,深思明辨
《中国佛教史――明代》以翔实的史料,再现有明一代佛教在全国范围承续衍变之史实。书中详细说明了明代佛教生存的境遇和特点。朱元璋基于自身的特殊佛缘,以及对佛教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认识,一边尊崇佛教,一边通过大力整顿佛教团体而试图重振佛教声威,使之能发挥教化民众、匡正世风、阴翊王度之社会作用。但明代诸帝均以佛教为统制社会的工具,终致佛教律弛教隳、全面下衰成为总体趋势。书中在对于各种明史和佛教史料的甄别、辨析、对勘的基础上,展开明代佛教基本生态的描述,既有宏观的禅、讲、教三类的总貌勾勒,又有四大高僧的重点呈现。书中全面梳理了明代依然一枝独秀的禅宗,尤其是临济、曹洞二宗法脉传承和高僧大德的行迹;全面展示了天台、贤首、慈恩、净土、律诸宗在明代的兴衰,介绍了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在明代的状况。书中叙述了以宋濂、袁了凡等为代表的辅教居士积极闻道、迁善远罪,继而襄助教化的护教功德。
“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国际交往”,则再现了明代中国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国际交往的事实。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辨和审慎的拣择为要。这种踏实问学的态度,为其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有历史研究,实际上都隐含着作者自身立场的预设。因此,所有历史也可以说是解读者的历史阐释。这种解读者主体的介入,在宗教史的研究中,显得更为复杂。态度、立场和方法,决定着宗教史的整理理路和叙事脉络。就中国佛教史而言,不仅需要关顾佛教自身的发展诉求,更需要有超越佛教的社会文化之宏观把握,需要一种深切的人文自觉。任宜敏先生的明代佛教研究,在坚持客观立场、力图恢复历史真实的同时,又努力保持一种“同情之默应”和“心性之体会”(汤用彤先生语),着眼于后世的读者。这使得他在“陈迹之搜讨”中,不时渗透自己的忧患意识,其具体史实的展开,在保持坦率诚实,使历史尽其本份、写出真实的基础上,又表明了作者的鲜明立场和态度,使本书不仅成为历史真实的保留，而且也使历史成为一面镜子，凸现了中国“通古今之变”而“以史为鉴”的治史传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