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等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只不过在远古社会这种分割的差异更明显,也更难以打破。现代意义上的二元分割的社会基础更加平等,它建立在人生来就是劳动者的基础上,这种分割更多是由于社会生产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分工的越来越明确,以及个体在适应社会分工中的意识、体能、技能、创新性等差异性
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量或者说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能进入哪个劳动力市场,一旦进入之后,尤其是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后,再通过教育和培训等形式来提高人力资本,将很难改变其劳动力市场定位。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迫落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希望改变身份和地位的方法无外乎两个:一是通过拼命苦干、提高劳动业绩而获得提拔和晋升,从而跻身于主要劳动力市场;二是通过脱产或在岗学习、培训给自己增加人力资本而跻身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借助于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的做法在过去手工生产和简单的机器生产的年代也许可行,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其效用却越来越低;借助受教育和文化积淀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当劳动者已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后,其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减少,即使有也是断断续续、非系统的,受培训和教育得来的东西往往只能维持其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不被淘汰或有相对较好的位置,依然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若是脱产的文凭教育则另当别论。而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有更多闲暇时间、更多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而且接受的大都是优质的教育,其转化为生产力的概率更大。另外,从社会的教育供需角度来看,在一定时期内,教育投资的增长是有限度的,政府力量、民间力量或个体力量都无法满足人人有条件追加教育投资。尤其是对成人工作阶段的教育投资,资本转换的成效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减。
让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次要劳动力市场成员的迫切愿望,并且有利于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进步。笔者认为,通过社会资本的构建和投入,可以帮助劳动者改善他们的工作身份和待遇。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以信任为基础,作用于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得的社会结构资源。二元市场的劳动者尤其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要追加对其社会资本的投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个体社会资本投入―巩固“强关系”、拓展“弱关系”。强关系、弱关系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于1974年提出的。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和最亲近的朋友,这是一种“强关系”;同时,还存在另一类更为广泛的“弱关系”,如相识。格兰诺维特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弱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通过强关系获得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大为减少。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弱关系假设”,即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过程中,弱关系社会资本有时比强关系作用更大。他们认为,强关系群体中,对方所掌握的信息自己基本上比较熟悉,而弱关系中他人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源往往是自己所没有而且难以构筑的。但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的调查发现,在中国社会要找到理想的工作、实现地位流动,强关系比弱关系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不论强关系的影响大还是弱关系的影响大,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建立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寻求到更好的职位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应重视这两种关系的构建。强关系获取的社会资源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但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局限于家庭成员、同事、亲友等固定群体;弱关系在资源获取过程中体现出广泛性和延续性,其获取范围可以不断拓展,而且获得回报的潜力巨大,但这种关系却无法预期资源的回报。
然而现实中,处于次要市场的劳动者大都忽视血缘或亲缘之外的“弱关系”网络的建立,并且在巩固和拓展他们的社会关系资本时还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传统文化中的“守土”原则,不愿在更广阔的空间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二是传统文化中的“不求人”原则。这两种倾向导致很多落后地区的强关系强不起来,弱关系几乎没有。
二是制度型社会资本投入。合理的制度和规范可以为行动主体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大大降低行动结果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使社会成员的关系稳定而有序,这种制度社会资本是个体社会资本增加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占主要比例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对农民工身份转换较有影响的制度因素主要体现在户籍管理制度、文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这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对农民工进入首要劳动力市场形成了阻碍。这就要求政府应进一步追加制度资本,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结构,搭建公平竞争平台,同时为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提供网络资源共享渠道。新《劳动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争取权益和合理竞争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仅此还不够,还要有更多的配套机制和监控落实手段。
三是组织型社会资本投入。组织是受共同意志约束的个人的集合,它突破以血缘为纽带的同质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以业缘为纽带的异质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个体社会资本的投入更关注个体利益,它具有某种排他性,而组织化社会资本容易形成更大范围的信任和公益性互惠,这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所需要的。此外,通过在次要劳动力市场构建更加广泛和完善的劳动者协会、行会等组织,可以有效整合和满足次要市场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形成维护其权益的“社会安全网”。
劳动力市场被分为主次,是分工的必然结果。但市场分工从来没有规定哪些劳动者一定是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也没有规定劳动者在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的比例,无论是个体目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还是社会目标――促进经济增长,都需要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比例的不断扩大。中国劳动力市场直到今天,还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份额占多数,因此未来长时间的任务是通过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将更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推进主要劳动力市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社会资本的增加可以使部分拥有人力资本而无法表现的劳动者将其人力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增加与他人之间的信任而增加自身被更多选择的可能。因此,在追加劳动投入、追加人力资本的同时,还需要追加社会资本的投入。社会资本的投入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新途径、新办法。而它与个体的人力资本要素紧密结合之后,这种进入的现实意义会更大。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