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曾说：“人生祸福很少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但是我们却绝对能掌控我们要读什么书，我们要参与什么娱乐，我们要与谁为伴。”（休谟：《趣味的敏感与激情的敏感》，见《休谟散文集》，肖聿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版,第209页）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悲观,但却是对美育或审美教育的一个极为朴实的正当性证明。说得
善感
周汝昌先生曾说，成为一个诗人的第一条件就是“多愁善感”。这里所谓的“多愁善感”，究其实，应是浪漫主义者念兹在兹的善感性：“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强烈而生动的感受方式。”（史达尔：《论德国》，见《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第134页）故而，多愁善感之反面，并非豪气冲天，而是麻木不仁。
麻木不仁者，夥矣。苏轼有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苏轼：《于潜僧绿筠轩》）然而，世间总是爱“肉”者多，爱“竹”者少。借用克莱夫・贝尔的术语来说，对“肉”之爱，乃生活情感；对“竹”之爱，即审美情感。生活情感对于审美情感，往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苏轼曾慨叹：“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天下熙熙，各有事务，非但无可厚非，亦为人类之必须。然而，当天下之“熙熙攘攘”，只剩下“利来利往”之时，“闲人”就尤为可贵。故而，“少闲人如吾两人”之叹，即是在叹麻木不仁者之多。审美之前提，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多一份闲心；说得抽象一点，则是要超越生活情感。
著名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段义孚指出，审美对人生之所以重要，在于审美并非“附加之物”，不是我们在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后的装点，而是“生活”本身。审美之本义，就可以为我们昭示这一点。审美之本义是感受，其反义词则意味着了无所感，即麻木不仁。麻木不仁的生活状况，也就是虽生犹死。（段义孚：《瞬间之奇妙》，岛屿出版社1993版，第1页）每天能看到太阳升起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对之视而不见。所以，审美教育之出发点，并非培养诗人或艺术家，而是要保护并培养人的善感性，拒绝无时不在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而恢复我们对世界的鲜活感知。用美来唤醒我们身上沉睡的审美能力，应当是审美教育的第一阶梯。
趣味
提起趣味，西方人容易想到“趣味无争辩”这句古老格言，我们中国人则容易想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类俗语。假如说审美教育的头号敌人是无趣或麻木不仁的话，那么其第二号敌人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之类的审美相对主义。
我们承认并尊重个人趣味之差异，正如我们承认并保护人类文化之多元。然而，尊重差异、多元共存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并不意味着要得出所有价值都是主观的这类结论。从后果上讲，相对主义若大行于世，对人类将是一场精神灾难。道德相对主义会导致是非淆乱，黑白颠倒；审美相对主义则会导致美丑莫辨，高下不分。从逻辑上讲，相对主义不攻自破：“一切都是相对的”作为相对主义的核心命题，本身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善恶不等于好恶，美丑亦然。审美教育之所以必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很容易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爱”，理解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爱”。
美的确离不开爱。甚至可以说，“说到底，审美就是爱心的流露。美感，其实就是一种爱感。没有对审美对象的爱，就没有审美”。（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308页）但我们必须谨记,这里所说的“爱”,应含向往、追求之意，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人类共通情感，与伦理学家所说的“仁爱”或“博爱”，旨趣相同。美学的现代祖师之所以将“无利害性”作为审美的一个必要条件甚至本质规定，其道理就在于此。从这个角度讲，培养趣味，也就是培养爱心，就是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爱”，转变为“无私的爱”。
趣味可以培养，就意味着趣味有高下。诚如梁启超所说，趣味或爱好会使人做事津津有味、兴会淋漓，远离悲观厌世，但我们应当谨记，这个趣味一定是指高尚趣味，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趣味，当然更不是低级趣味。高尚趣味，不妨多元共存；低级趣味，则必需抛弃。故而，培养趣味，陶情冶性，使爱有旨归，应当是审美教育之第二阶梯。
境界
我们之所以在趣味培养之后，还要以境界作为审美教育之第三阶，是因为审美教育还有一个敌人，就是享乐主义美学。享乐主义美学的核心主张就是，美感可以还原为快感，审美之目的就在于获得快感。我们承认，美感总伴随着快感，但只是伴随着而已，我们并不能据此将美感等同于快感，更不能还原为快感。用快感一词涵盖美感，难免捉襟见肘。
即使我们坚持要以快感解释审美体验，那也必须注意，审美快感决不是“得所欲则乐”意义上的快感，而是一种更为特殊的快感。趋乐避苦，乃人之本能，亦是人与动物之所同。故而，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在此。
一味求乐，其乐往往会流于浅薄。宴饮狂欢，难免空虚，即其明证。同理，“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看到此等佳人，仅仅感到快意，那是好色，并非审美；而诗人的情感反应，总带有一丝拂不去的感伤。至美对敏感者的触动，乃“形而上”的感动，乃一种超越体验。这并不是神秘主义，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离开了形而上的或超越的维度，所谓的审美其实已与寻欢作乐差不多了。
休谟尝言：“巨大的欢乐比巨大的痛苦罕见得多。因此，气质敏感者经历的巨大欢乐的考验，必定会少于巨大痛苦的考验。”（休谟：《趣味的敏感与激情的敏感》，《休谟散文集》，第208页）即使审美王国堪比尘世之天堂，此天堂也需我们背负十字架，踽踽独行，上下求索，方可达致。同理，佛家要人离苦得乐，亦与享乐主义所讲的趋乐避苦截然不同，因为佛家之乐乃基于悲天悯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则离不开忧患意识，离不开“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样说可能会使审美显得无比沉重，但这种沉重却是真正快乐之所必需。《礼记・乐记》云：“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审美之乐，离不开“道”。审美教育，亦必须指向审美经验的形而上之维。审美毕竟不是一肤之深，也不能是一肤之深，审美总是而且必须伴随着形而上的感动和领悟。此感动和领悟，借用佛家术语来说，就是境界，就是“斯义宏深，非我境界”意义上的“境界”。
结语
本文将审美教育之次第分为善感、趣味与境界，乃就审美之逻辑而言。借用王国维的“三境界”来说，心灵之善感相当于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趣味之提升则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境界之获得则为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得抽象一点，善感所标示的是审美的感性当下之维，境界所标示的则是其理性超越之维，审美要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则需依赖于趣味培养。
由于趣味处于这样一个桥梁或枢纽的位置，又由于趣味之培养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故而，在审美教育之具体实践中，也不必固守善感、趣味与境界这个次第，而不妨以趣味培养为先。借用陆机《文赋》里的话来说，不妨先“颐情志于典坟”。事实上，能“伫中区以玄览”者，能“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者，必是曾经而且能够“颐情志于典坟”之人。简言之，趣味高尚，自然会善感，自然会有境界。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