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陈文新先生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第一辑共17种22卷,约2700万字,已于2009年9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皇皇巨著,沾溉学林,厥功甚伟。其学术价值,概而言之,约有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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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献的稀见性。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陈文新、何坤翁、赵伯陶主撰)为例:此书叙述基本科举史实,不仅使用了诸如《明实录》、《明鉴纲目》、《国榷》、《明史》等常见史部文献,以及若干专述科举的笔记史料如《?山堂别集》、《制义丛话》、《皇明贡举考》等,还广泛采用了《登科录》、《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珍贵的档案资料。编撰者对于原始文献,尽量照录原文,尤其是稀见而重要的科举文献更是不吝篇幅,全部收录。如首次整理采录天一阁所藏41种明代《进士登科录》,便是一例。作为最为直接和可靠的科举史料,许多《登科录》等原始考试档案因长期藏于天一阁,世所罕睹,虽然2006年已由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但价格不菲,且未经整理,尚难广泛为学界和读者所利用。此书将其全部收入并加以整理,大大彰显了其自身的学术价值。此外,大量碑志、行状、序跋等集部文献的使用,使此书的叙述有别于一般历史叙述的生硬、冰冷,而具有鲜活、生动的特点。据周勇先生的抽样分析报告,此书集部文献使用比例在56%左右,稀见文献使用比例在50%左右。
三是版本的丰富性。《丛刊》既力求选择权威版本做底本,也注重以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因而在版本异文方面多有创获。如《贡举志五种》(鲁小俊、江俊伟校注)所收《皇明三元考》,现有三个通行影印本,即明代传记丛刊本(明文书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和四库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贡举志五种》以三种版本互相参校,发现前两种所用的实为相同的底本,而四库存目丛书所用的底本修正了前两种版本的一些错误,刊刻质量稍胜一筹。《增补贡举考略》的通行本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的五卷本,亦即李慈铭校注的道光二十四年本。《贡举志五种》以此本为底本,并用两种稀见的六卷本即光绪五年本和光绪八年本予以参校增补。《国朝贡举年表》的通行本是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的申江袖海山房石印本,《贡举志五种》用稀见的光绪十四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进行参校,并指出前者虽为通行本,但刊刻讹错远多于后者。又如《〈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黄强、徐姗姗校订)校勘时不仅汇集了此书在国内的全部版本,而且还使用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原刻本。
四是注释的精审性。《丛刊》对科举文献中涉及的重要典故、官制、人物、名物、地理、年代等,多予以注释疏解,为读者提供诸多便利。如唐代试律诗一直没有精注全注的本子,唐代试策则连选注本也很罕见,《唐代试律试策校注》(罗积勇、张鹏飞校注)的出版可谓弥补了这一缺憾。《八股文总论八种》(张思齐整理)的校注特别留意与其他文献如外国名物制度的联系,以凸显科举制度本身所曾具有的合理内核及其所依存的自然法原则。《钦定四书文校注》(王同舟、李澜校注)力矫时下一些八股选本注释时回避难点的风气,特别用力于指明文章立论立言的依据,解释文中涉及的事典语典,对其他难度较大的字句也加以疏解,这种处理对于读者深切理解文章具有真正的助益。
四年前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之后,冯天瑜先生曾引顾炎武“铸铜”之喻,盛赞陈文新等先生“进山采铜”的学术精神。现在这套《丛刊》同样是“采铜于山”的成果,为科举研究和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新的学术生长点,沾溉学林,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