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艺术，在中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从影响史和效果史来看，首先把理解与解释上升为一般哲学问题的是德国的施莱尔马赫。他于1839年出版的《解释学与批判》标志了解释学哲学的诞生。狄尔泰紧跟其后，推动了一般解释学的发展。因而，两人都是解释学哲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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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开始在中国传播大约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已逐渐形成一股研究思潮。在这种情况下，明了解释学研究对于构建中国当代学术的意义，将有助于我们的学术建设。
其一，激活传统学术资源。
众所周知，我国有着悠久的注经、解经传统。孔子就讲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原则;《左传》、《谷梁传》、《公羊传》都是对《春秋经》的解释;历代对《诗经》的释义，王弼对《老子》的解释，朱熹的《四书集注》，清代学人对传统典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与注释等等，都表明我国传统学术有着丰富的经典解释经验与学术积累。
然而，两千多年来，我们却没有产生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普遍理论――解释学。我国传统的解释实践基本上来自于对经典著作的诠释活动，因此理解与解释的一般原则探究就往往是理解经典著作的辅助工具，例如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可见，中国传统的解释学实践还局限在“部门解释学”的层次上。
西方解释学在精神气质上与中国重经典的学术研究传统最具亲和力，因此要激活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离不开借鉴西方解释学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传统自身丰富的解经实践经验，为借鉴西方的解释学思想奠定了学术基础与现实条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强调，一个民族自身的学术传统有着它的合理性，但是传统并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它如果要对我们产生积极影响，就需要我们用自身的眼光来与它对话、交流。
借鉴西方解释学思想来激活我们的传统学术资源，既要避免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也要避免食古不化、固步自封，忽视中国自身当下的学术语境与学术使命。中国传统学术的意义不是自在的，只有研究者从自己的历史处境出发，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在实现传统资源向现代化学术转型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让我国传统学术资源参与到当代学术的构建中来。
其二，重塑人文科学价值。
解释学十分重视对人文精神、人文传统、人文价值的研究，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解释学是人文主义式的。这就为解释学能够重塑人文科学的价值奠定了基础。狄尔泰认为，解释学是一切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因为人文科学诉诸于理解，而理解就需要抛开自己的偏见，设身处地地体会他者；自然科学在于说明，而说明依赖的是严格的因果规律，它是必然的、客观的。
今天，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技术化的时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的诸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技术化的时代造就了一种技术化的思维方式，它把人的一切精神价值都“物化”为可以计算的东西，因而严重地侵蚀了人文科学的地位与合法性。
解释学说到底就是要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捍卫人文科学的合法性与独立价值，防止技术化思维方式的僭越，反对种种科技异化现象。伽达默尔曾严厉批评把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视为一切真理的唯一方法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将归纳法视为人文科学的衡量标准，那将会导致人文科学的自我取消，人文科学有自身的研究方法与真理标准。人文科学研究的最高目的是：在真的基础上追求善与美。解释学反对科技万能主义，但并不反对科技本身；它在承认科学技术增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留下了地盘。解释学强调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各民族之间需要团结、友爱，在相互理解、交流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增进对话与合作。显然，在技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倡导解释学研究将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重塑人文科学的意义与价值。
其三，创新学科知识结构。
创新知识结构不是盲目寻求知识的“高大全”，它是在学科研究不断累积、专业化、细致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种必然需要的“新综合”，它将大大推进已有的研究成果向前发展。
解释学研究与时代呼唤学科知识结构的创新正相合拍。作为哲学的解释学十分强调“视域融合”的重要性：要想学科知识结构创新，单一视域是不行的，而必须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来观察、思考，这样才能够在一个更宽广的视域中实现新的“融合”。视域决定我们学科研究的宽度与高度，反过来也决定研究的深度。作为哲学的解释学理论，本来就是从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中提升出来的，因此解释学与各门具体学科之间就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各门具体学科在自身的精细化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必然感到自己视域上的局限，于是需要在更宽广的视域中实现知识的创新。解释学正好为这种“视域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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