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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现在与将来的学术真实

2010-03-3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万里 我有话说

古史辨派亦称疑古派,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出现,对现代中国学术走向影响甚大。近年来尽管学术界对其学派已着手进行全面总结梳理,但研究和评价仍多为浮光掠影,乃至使得相关的古史仍然甚至更加隐入深深的历史迷雾之中,史学研究的方法也日益杂乱纷呈,使人莫知所从。因此,作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之一

,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一书的出版,便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欣喜。

该书在对19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进行细致分析和述评的基础上,以“中国史学传统与顾颉刚难题”、“层累说与古史研究”、“顾颉刚的辨伪研究”、“顾颉刚与考古学”、“古史辨派与现代学术走向”等若干专题层层递进展开论述,最后以“中国何来轴心时代”问题结束。

该书认为,就顾颉刚个人而言,其治学主线前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后期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就整个古史辨派而言,治学主线前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后期是“神话分化演变说”。与多数研究者将目光局限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等书信和自序不同,作者对顾颉刚等人的代表性著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三皇考》、《夏史三论》、《中国上古史导论》等都逐章逐节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揭示其方法与结论。

由于古史辨派问题关涉极广,正如该书后记所说,“上端肇民族文化之源,下端包民国学术之盛”,作者因此也注意到以较为宏观的眼光看待古史辨派的前后变化,以“现代学术走向”作为第二个侧重之点,对新文化运动前后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给予整体性的关照。

在对古史辨派作出论评的同时,该书也融汇了作者自身的诸多研究成果,接续已往学者的贡献,从正面上加以建树。例如:由“古书义例”进而讨论“书体书例”问题,依循傅斯年的说法,以此作为破解疑古思想的一条内证途径,在文献学方面对已往刘咸α、余嘉锡、李学勤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由“世官世畴”进而讨论“史官史职”,在史学史、史学概论方面对已往章太炎、刘师培、金毓黻、柳诒徵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借助对《汉书・艺文志》的诠释揭示四部体系和经学性质,在目录学方面对已往章学诚、张尔田、孙德谦、姚名达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重申先商王亥问题,在上古史方面对已往王国维、胡厚宣、于省吾、裘锡圭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在“山川群神”及上古分封形态问题上,对已往章太炎、顾颉刚、杨向奎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在“绝地天通”及上古宗教起源问题上,承接金景芳、徐旭生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此外,该书提出的若干概念如“顾颉刚难题”(全部证真问题)和“顾颉刚现象”(研究者的主观移位问题),以及提出“中国何来轴心时代”的问题,亦有供学界参考的价值。

作者认为:以顾刚颉、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经

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衍变过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着眼点为先秦两汉学术史问题,依循晚期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助莽篡汉及遍伪先秦典籍,特别是伪窜《周礼》和《左传》,从而将“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演绎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两大主线。这一结果改变了胡适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实验主义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以及傅斯年、钱穆的学术分歧。其思想主张不仅“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走向。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张京华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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