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既具备中国文学史所蕴含的许多共性，又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慷慨激昂的《易水歌》、《陌上桑》为代表的燕赵乐府民歌，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高适、李颀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在把握中国文学发展总体规律的前提下，以燕赵文化为背景，系统准确地描绘和展现河北文学的发
古今河北文学都属于燕赵文化圈，燕赵文化精神决定了河北文学的精神品格。在作者看来，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慷慨悲歌、尚侠任气的地域个性；二是以倡优立身、追求放荡游冶生活的民间风俗；三是朴质尚用，重经术、轻文艺的文化传统。”“慷慨悲歌、尚侠任气”是燕赵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它构成了河北文学的底色。自上古传说时代的女娲补天、炎黄阪泉之战、大禹治水之时，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就已初具形态，荆轲高唱《易水歌》，以仅仅两句的篇幅，承载着远远超越诗歌本身的情感和意义容量，成就了慷慨悲凉、视死如归的英雄侠义精神，凝结为一种可以引起强烈共鸣的意象，这正是燕赵文化精神定型的标志。这为此后河北地域内文学创作的共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与建安诸子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作品“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实现了“文学的自觉”，掀起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高潮。当然，这也是河北文学在燕赵文化精神浸染下出现的第一次高峰。西晋时期的刘琨则与建安文人遥相呼应，其诗“语甚浑朴，气颇遒迈”、“慷慨悲凉，故是幽并本色”，处处都闪耀着燕赵文化精神的光芒。北魏郦道元则因其《水经注》取得了北魏河北文学的最高成就。隋唐时期，河北文学中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家，这当中以边塞诗派的最重要作家高适为代表，他把自己的诗思远放到了关山塞漠，将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直面冷峻现实的悲慨相结合，诗中体现出一种慷慨悲壮之美。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所言：“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此后诗人贾岛等也在文学史上标出了自己的贡献和位置。
当然，上面所提及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似乎未读《通史》也可知其一二。但实际上《通史》之外这些作家大多只是散乱的个体，《通史》以燕赵文化精神为纽带，将他们联系起来，注入相同的血液，构建成一个全新的整体，为我们从新的视角解读这些作家提供了可能。另外，文学史绝对不应该成为一流作家的题名碑，只有把历史上有价值的作家――哪怕他总体成就不高，但在某个方面贡献突出――不断钩沉出来，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和文学史的坐标，生动、鲜活、接近历史本真的文学史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通史》由于容量较大，纳入了大量一般文学史教材限于篇幅略讲或不讲的作家，将其独特的文学贡献展现在世人面前，既有史料意义，又有史论价值，这实在是《通史》的另一大贡献。以上只是撷《通史》之片羽，言个人之获益，读者朋友若持之于手、读之于口，定会乐之于心的。
总之，《河北文学通史》其空间跨度大、延续时间长，作者以审慎的态度、扎实厚重的学识素养，为我们奉献出了一部材料翔实、论证深入的优秀作品。有了这样一部著作，会对今后的河北文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河北文学通史》王长华主编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