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竺可桢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现代教育的实践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3月24日（去世日）英国举行了纪念李约瑟博士去世15周年和诞辰110周年活动,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著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
这使我不禁想起，光明日报文章《科技史研究的三个维度》中说“科技人物研究是科技史最可靠的支撑点。因为杰出人物是时代天空的明星，他们的命运和事业构成时代的特色，研究人物可以透视时代的精神。”（2009年12月21日）。竺可桢先生和李约瑟先生就是这样两位“时代天空的明星”。有趣的是，这两位相差10岁的科学家还有着深厚的友谊，如《竺可桢日记》记载了1943年10月24日李约瑟在“学生膳厅演讲”，当晚又和竺可桢谈及“中国的封建官僚基础没有消灭，商人无由兴起”；还记载了1944年4月27日李约瑟和王亚南谈中国官僚政治的事情。
这两位科学家还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通过文史来创新科学方法；二是都强调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只是在此前题下，竺可桢偏重于诗学修养，而李约瑟偏向于史学情怀。
先说竺可桢的诗学修养。竺可桢有着深厚的诗学修养，促进了运用诗学论证自然科学方法的创新，这与史学界陈寅恪提出的“诗史互证”完全可以媲美。1973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竺可桢的经典文献《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其中运用古诗来论证气候变化。如运用《诗经・秦风》“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和宋朝苏轼的“杏”诗“关中幸无梅”，来证明西安地区秦朝比宋朝暖和，同时也解答了郭沫若有关唐玄宗“梅妃”（唐朝有梅花）的疑问。竺可桢还运用物候和气象知识同古诗互证解读，如：南朝陶弘景的诗“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是对“云彩”的描述、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应为“黄沙直上白云间”、宋朝陆游的《鸟鸣》“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是说大自然规律的重要。
再说李约瑟的史学情怀。丘吉尔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去写历史”，诺贝尔文学奖1950年以及1953年获得者罗素和丘吉尔都擅长撰写历史。李
约瑟也同他的这两位同胞一样有着历史情怀，他1934年就出版《胚胎学史》，后来出版了多卷本的数千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还邀请历史学家黄仁宇合作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结束篇”。这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有翔实有趣的记载。除了撰写历史，他对史料和考古也很有贡献，如他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内建成了中国以外的关于中国科技和医学史的最好的图书馆；再如他在晚年倾向于中国的科技考古，进而探究中国古代的马镫、弓弩和陶瓷。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两位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竺可桢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治学态度，领导和指导了我国自然区划综合考察、地学规划制定等工作。李约瑟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李约瑟之谜”的科技哲学问题，并提醒人们“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终极目标’被抛弃了，伦理学被逐出了科学”。显然，竺可桢的“只问是非”和国情调查是说创新体系的方法和态度；而李约瑟的“世界终极目标”是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创新和幸福。今天，我们重读两位科学家的经典名著，将对“创新体系”的历史审视和国际观察有所裨益，从而促进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逝者已去，生者图强。在纪念竺可桢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路甬祥副委员长说，缅怀竺可桢先生就是要不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用科技引领和支撑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充分阐释了我们今天纪念这两位“时代天空的明星”竺可桢和李约瑟的重要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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