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5月4日上午落下帷幕。在全部讨论结束的时候,美国莱斯大学校长大卫・李博隆说:“通过出席这样的会议,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一个个体的机构,我们是一个群体,是整个世界大学共同体的一个部分,我们有很多的共同问题和挑战,只要我们有机会能够好好地讨论,就
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虽然讨论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出结论,但是讨论本身就是价值取向的形成过程。随着社会发展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与国外大学交往的密切,我国的大学迫切渴望建设成为高水平大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成长,如同人才成长一样,需要过程。事实上,正如许多参加过前三届论坛的校长感受到的,从第一届“现代大学的领导与管理”、第二届“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科技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第三届“大学的创新与服务”到本届“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讨论,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和大学都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向前发展。不只一位外国大学校长对这种发展表示惊叹。
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如何控制,如何评价才能使我们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快速接近?作为人类传承文明的载体,大学本身具有固守和积淀的特征,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大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自己?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保障社会交在自己手中的年轻人能够成为高水平人才,能够在未来成为社会和行业的领航者?大学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证明自己已经为社会带来了高质量的教育?
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人才需求多样化以及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是一个必然的话题,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现场资料照片
评估大学首先需要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观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张育林:人才培养的质量应该看这个人才对社会发展最后表现出来的能力、贡献。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而且即使一个学生毕业以后成为有突出贡献的明星,也是与他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质、机会、工作实践经验都有关系,不能说全部是大学的功劳,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现在我们进行大学评估,也包括国际上的大学水平评估,实际上反映的是一所大学的办学能力,是培养质量的保障和基础,但不是培养质量。对于教学环境的控制,也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但是不能说一门课甚至多门课讲得好,人才培养质量就高。
我们现在对大学的要求,是一个多元化的标准,要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又要对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有很多贡献。对教授来讲,我们希望他不仅仅要把课教好,而且希望要做大师,做顶尖人才,科学研究上面要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样教授们的压力也很大。
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投入在教学上面的精力实在太少了,对教学进行评估,至少有一个积极作用,使得研究型大学还是要注意把足够的精力和资源,包括教授、系主任、校长要把足够的精力投到教学里面去。
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个环节的评估,要从三个方面看,一个是看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一个看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还有一个也要看学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控制。三个方面要平衡地去看。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对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及评价首先应该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观。尤其是中国大学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和过去的精英化教育有本质的不同,如果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去评价所有的大学,哪怕是评价700多所本科院校的培养质量,也显然是不合理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我觉得中国大学的改革到了一个特殊时期。社会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时候就进入信息化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高等教育初步达到了大众化,但是马上就面对国际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又开始进入了一流大学或者国际知名大学的发展过程。双重的压力和矛盾,催生变革。面临这样的环境,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仅仅用已经有了的游戏规则来评价中国的大学,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困惑。
什么是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观?如何来看待一所大学的贡献?是看待它的学生培养能力、学术论文还是看待它为社会服务的贡献?现实呼唤我们要有新型的人才观和对大学功能的新认识。
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和评价是一所大学的基本生命线,不仅是大学发展的基础,也更是国家和民族培养人的一种导向。
日本京都大学校长松本?:当今社会当中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得更多,渴望无极限。人的这样一种需求,以及经济增长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但同时给地球带来负担。我们需要考虑降低地球的负担,这需要哲学的,还有人文科学的支持。如果只是依赖于科技去发展的话,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需要节制,需要有廉耻心,需要有感激之心。知足,这是亚洲共享的价值观念。从大学的角度而言,我们有非常多的责任和角色,包括为人类的生存进行创新,但是要强调研究价值取向,并且把创新教育和这种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是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
日本京都大学校长松本?提问资料照片
亚洲的大学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大学的联合体,开展一些研讨,研讨汉文化、亚洲人的价值观等,我想这样一种价值观的探讨,有助于减少地球面临的负担,也为了我们未来生存的更美好。
美国莱斯大学校长大卫・李博隆:在我们莱斯大学,我们的文化就是要教授花很多的时间在本科生身上,凡是不愿意花时间在本科生身上的教授我们是不招聘进来的。做研究的那些教授,他至少该完成教本科生的课程,不能说只搞研究不教本科生的课程。所以每个大学都要决定自己优先考虑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根据你的价值观做策略和投资,每个大学需要做这样一个决策。然后你在这个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具体采取措施来推动这种文化的形成,而像我们大学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教授要和本科生在一起,这是我们的一种体制文化。
我们的学生非常享受学校生活,我们每个学生在校园里有一棵树,我们是希望给他们创造一种氛围,不仅鼓励他们学习,而且鼓励他们去放松、去享受生活,然后在这样一个平和的心态当中去交流。
伦敦大学学院院长麦克姆・格兰特:大学评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利益相关方,比如说政府,给我们提供资金;还有学生,学生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学生不是消费者,不是最终的客户,不是来我们大学买文凭的,大学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复杂。当然可以有一些方法来衡量学生的满意度,但是这只是一种指标而已,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另外评价指标能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必须选择慎重。比如有时候大家看一个学校好不好,是看学生的成绩好不好,如果学生成绩好,好像就是学校教学不错了。这样的目标可能在学校里面导致一些反常的行动,起到反作用。
另外,国家也会有质量保证体系,大家必须要意识到,很多时候这种质量保证体系不完善。国家的质量体系首先要保证能够适用于每一个学校。第二,往往只是注重过程注重你的投入,而不注重你最终的产出。我认为,质量的保证,首先学校是最最重要的,学校必须最关注这一点。
研究是我们办大学的另外一个目标,评估研究非常困难。我们希望能够确保每一分钱的研究经费都是通过竞争得来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同行评估你是否能够得到研究赞助经费;另外一种方法在澳大利亚、在香港、在英国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会有一笔资金拨给大学,大学可以自由支配,这个经费数额是根据学生来计算的。
进行评估,会发现哪些研究活动,在全球排名非常领先,也会发现不足。资金会流向那些做得最好的地方,结果我们就发现,英国有四所大学占到了这种研究经费的80%,经费往往会流向表现最好的大学。
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不单单是去奖励一些基础研究,也会去奖励一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很好的方法能够评估基础研究,即看著作、出版物。很多时候,一些研究其实要花二三十年的时间才会看到最终的影响。在1953年DNA的研究刚刚问世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到DNA会对现在的社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向政府证明这个研究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要向政府要钱,这一块的评估就是确保人们可以理解某种研究的影响力体现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大学需要什么样的评估方式
钟秉林:在构建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及评价体系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大学的主体作用。大学是培养人才的主体,所以大学内部的质量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能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关键。
现在我国对大学的评估以政府为主导,比如说对教学工作进行评估的时候,这个评估的重心和目标就应该调整。我认为应该参照国外建立的一些质量保障体系标准,把外部评估重心放在推动学校内部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上,应该激发大学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鼓励大学科学定位,多样化发展。
如果下一轮要再对本科教育进行教学评估的话,我们应该进行分类的评估,最起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那些新建的本科院校,还没有进行评估的,应该建立类似于美国的质量认证制的评估,就是说你必须达到国家大学的最基本的办学条件,以保证达到最基本的质量。第二类对经过上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的,应该借鉴英国的做法,进行质量审核式的评估,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制定质量标准,出台质量评估的指南,但是没有具体的指标体系,而应该由学校根据国家的标准和指南去提供证据,提供事实,提供数据,去证明具体一所大学在国家所要求的这些方面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这样就可以把自主权交给大学,把大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想评比的结果或者审核的结果也就无所谓什么优秀、良好、合格,就是通过就可以了。
此外,在具体的评估指标设计方面,一方面根据我们现在大学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我认为还应该更多注重学生的学习效能,对学生学习效能评价,以及对学校资源使用效率评价,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趋势。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投入、条件这些方面。
麦克姆・格兰特:我们的方法就是让大学来展示他是规范的,经过咨询向高水平的委员会审议,包括课程、考试以及对学生成绩的评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学校自己来做的,其实里面并没有谈到所谓教育质量本身,可以说是以无形的内容对它进行评估。
有的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就业率来评估大学教育的质量。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取决于这个学生入学时的状况,我们其实应该比较一下大学给学生带来的附加值,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带给他什么样的进步,所以流程非常关键,质量的控制非常重要。通过流程控制,可以使大学激励自己,来保证质量的实时改进。如果一个大学的流程不好可能得不到经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学做好这个流程并向公众证明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质量保障可以作为一个衡量学校教学水平的指标,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指标。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本科教育的质量,我想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观点提出来跟大家探讨,一个是高位适应和多元适应的问题,所谓的高位适应就是我们定出一个高标准,说这就是高质量,比如说我们在精英化高等教育的时代里面,我们培养的最好的学生,最有创造力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的质量观,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面对多元化的需求,高标准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现在对人才质量的保证和评价呢?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高位适应和多元适应的两者的问题,就是根据多元化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人才培养提出质量要求。
第二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精英化高等教育不等于是高质量,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不等于是低质量。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增加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允许低质量。只是在质量评价方面,更要适应多元化的需要,而并不是高和低之分,这是培养目标的不同。在本科教育的质量方面,基本性能、基本知识、思维方法、个性品质,这都应该是作为我们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种评价要素。根据培养目标,不同的要素在一个培养评价指标体系里面有不同的权重。包括组织能力、合作能力、信息获取和使用的能力、对复杂系统的理解能力、技术的应用能力、跨学科和沟通的能力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