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原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陶大镛先生,因病于2010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里,陶大镛先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战后资本主义》、《
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世界经济讲话》、《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等著作,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陶先生曾任《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主编。为缅怀陶大镛先生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我们特约北京师范大学赵春明教授撰写此文,对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进行评述,以飨读者。
早在学生时代,陶大镛就开始了对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研究。那时,他为重庆《新华日报》翻译的稿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
1946年―1948年,陶大镛教授在英国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因此有机会亲自考察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问题。在这几年,他为上海的《新中华》、《世界知识》和《文汇报》以及香港的《经济导报》写过大量的报道和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战后的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两本著作。回国后,陶大镛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相继出版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分析了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发展。直至今天,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考察现代发达国家经济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身处逆境,陶大镛有较长时间没有再发表有关现代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论著。但他仍密切注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不断积累着资料。当自己的错案得到改正以后,他首先出版的著作就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阐述了他对发达国家经济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观点。当时,学术界仍在流行斯大林的总危机论,认为停滞和腐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陶大镛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还是呈现出了发展的基本趋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是经济迅速发展或高速增长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特别是从1974年―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就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或低速增长阶段。前一阶段,在战后科技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空前的,并且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平衡性。后一阶段则进入一个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但尽管如此,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也没有完全排除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美国“新经济”的出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特点。陶大镛对这些新特点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突出地反映在其《现代资本主义论》和《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两本著作之中,前者是由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课题结项成果,后者是由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课题结项成果。
近80万字的《现代资本主义论》并没有从现存的简单结论出发,而是通过大量关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将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结合,从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具体情况为依据,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一般描述和案例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具体分析,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论述。例如,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作者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指出,一方面,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斗争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化发展的结果,对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为缓解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激化的社会冲突而设置的“润滑剂”装置,又是社会付出的昂贵“代价”,它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并给现代西方各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后果。这种辩证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剖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各个层面的方法,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旨。这一点,在该书关于其它主要问题的分析中――如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产业结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阶级结构、跨国公司、周期波动及科技革命对现代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等――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探索是《现代资本主义论》中具有特色的另一创新之处。早在1989年,陶大镛就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命题。他的这一观点在《现代资本主义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挥。该书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方面考察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和方式。作者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孕育着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生产和管理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准备着日益完备的物质基础;资本的社会化、股份化,垄断组织的大量出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体人民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某些变化,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为社会主义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做了必要的准备;现代发达国家经济计划的推行和逐步加强,有助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冲破私有制生产关系对它的束缚,最终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高度发展,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三大差别”的缩小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的重要表现形式。论著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具体发展形态的考察后得出结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内部已经孕育着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这一探索,既是作者不拘成说的学术结晶,也是作者矢志不渝的理想和信念的真实表达。
世界经济活动重心转移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陶大镛就提出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观点。他在1982年2月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期间的经济讨论会中指出:“至少对西方文明来说,经济活动中心一向是在地中海一带,后来转移到欧洲西北部以及北大西洋,现在正逐渐移向太平洋地区。”“我们相信,一个新兴的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区就将出现。并且从本世纪的90年代起就可能将有一个迅速的发展。”《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一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陶大镛认为,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建立在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和迅速崛起也非常引人注目。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从废墟上重新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经济迅速腾飞;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东盟各国奋起直追,形成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勃兴和发展,显示出了极大的发展潜力。战后东亚地区的这种经济增长势头,给亚太甚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一进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只要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其模式作出适当调整,东亚经济就仍有获得继续较高速增长的基础。
在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演变的过程中,陶大镛认为,中国应以国家为依托,以各类企业为单位,通过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社会、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化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政治体制的完善等战略手段和途径,来实现未来的发展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