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取笔名，自有俏皮之处。有的拿本名中的一个字来拆解，比如“曹禺”出自万家宝的“万”，“耳耶”出自聂绀弩的“聂”，“公木”出自张松如的“松”。“公木”与“松”，形成完美的镜像对称。
镜中的公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在滹沱河畔长大，他形容自己童年时的眼界就像冀中平原一样平坦，“既平庸、平凡、平淡，又平实、平阔、平展”。
待入学，五四风起，他接触“小桥明月凉风”，接触“乔亚”。学业渐进，国家却日益动荡。“七七”枪声响过，“整个华北平原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公木携笔从戎，奔向延安。
抵达延安时，公木年仅28岁。他浓眉、粗鼻、阔嘴,浑然“燕赵慷慨之士”模样。公木讷讷不善辞令，但为人热诚恳切，又握着一管妙笔，有人赠他“博士”雅号。“博士”、“博士”，一口窑洞挨着一口窑洞，传了个遍。
“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1939年1月，公木第一次见到郑律成。
“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正好可以配成一对。”
郑律成棱角分明、肩膀宽阔。他由李公朴资助、林伯渠介绍，从朝鲜远道而来，在抗大任音乐指导。两个青年，都未满而立，各自有些腼腆。
郑律成总来公木住的窑洞串门子，无意间翻到一首他写的诗《子夜岗兵颂》：一片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阙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蛰……诗写得很美，郑律成悄悄为它谱上了曲儿。他带着浓浓的朝鲜口音把歌唱给公木听，公木深受感动。
郑律成说：“你写的诗符合整齐律和对称律，节奏响亮，音韵和谐，有乐感。”
两人因此一拍即合，越走越近。
由于《黄河大合唱》的成功，郑律成建议二人合作《八路军大合唱》。《合唱》由8首歌组成，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不是科班出生，作词常常听郑律成的意见。郑律成说，《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得得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时间、寓整于散，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
公木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风琴，他只在那里摇头晃脑，打着手势，有时绕着屋里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公木静坐一旁，微笑地看着他。
郑律成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
公木说：“是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没有谁批准，没有谁命令，鸟儿的翅膀硬了，便在空中自由飞翔。1939年秋冬，在行军途中，在集会场合，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
有人说：“军歌的重要性仅次于国歌”，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一首军歌表征了一支部队的斗志和责任。《八路军进行曲》在这种背景和心态下创作出来，不但在抗日战场上广为传唱，当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只改动歌词中的个别词句，便为更广大的解放军战士所接受。紧随着进军的步伐，配合着胜利的节拍，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凯歌高奏，响震河山。
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改革开放初期，一种“精英”理论充斥文坛，说“救亡”中断了“启蒙”，“马列”夭折了“民主”。对作家与诗人来说，革命斗争束缚了“个性自由”，压抑了“主体意识”。
有人就此请公木谈谈创作“军歌”的体会。饱经沧桑、故旧凋零的公木，此时却说：“我个人的狭隘经验，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五四之后，正是革命给予了诗人的生命以意义，给予了诗人的诗篇以生命。诗人的“主体意识”正是在救亡运动中形成的，诗人的“个性自由”正是在革命斗争中实现的。
“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规律。逃避斗争，躲进寒斋吃苦茶，到头来却不免于跑进‘大东亚共荣圈’，以致‘人的文学’堕落成‘鬼的文学’，那才是人性的被扭曲，灵魂的被压扁。”
我向你哭，向你笑，向你吵嚷，向你议论。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却从没有像爱你这般深。――《我爱》
公木生前最钟情的诗是写于1941年的《我爱》，在诗中，像对情人一般，他毫无保留地倾泻出自己对诗的热爱。“吾十有五而志于诗”，这种萌发于少年时代的感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诗歌也是他生命中最忠贞的伴侣，无论得意或者逆境，诗抚慰他，充盈他。
在延安的900天里，从婉转诉请的青葱少年，到以笔代枪的热血战士，烽火、革命彻底淬炼了他。
同在抗大的诗人朱子奇后来回忆:“（公木）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白天奔跑，宣传党的时事政策，晚上在寒冷的窗户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
其间，公木参与成立了文艺团体――“鹰社”；置办大型板报――《蒺藜》；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部队文艺》。《部队文艺》刊头四字，由时任军直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题写，它一面提倡“兵写兵”，一面培养“写兵兵”，成为了后来“军旅文学”的发端。
公木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他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写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之后又有《崩溃》、《哈喽，胡子》、《万纳太太》、《鸟枪的故事》等诗作相继出现。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用公木自己的话说是“涓涓细流”似的高潮，达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高峰。
与那个时代的众多诗人不同，公木的作品中抒情诗少，叙事诗多。就像我们从荷马的《奥德赛》中，了解人类童年的古希腊社会；从普希金的《茨冈》中，了解俄皇专制下的农奴社会；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了解安史之乱前的唐社会。在公木的叙事诗中，我们看到了危难关头从中国底层社会爆发的怒吼。
正如茅盾在《叙事诗的前途》中所言：“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改革。”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公木的书桌上――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公木同志。毛泽东凯丰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公木作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文武两支兄弟军队，以鲁迅为总司令和以朱德为总司令的两支兄弟军队，已经冲破反动派的封锁，在这里会师了。”
公木暗自自豪：“我是隶属两个总司令麾下的。”
数月后，公木从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调转鲁艺文学系做教员，见到院长周扬，笑说：“如今我从朱德总司令麾下调转到鲁迅总司令麾下来了。”
青年时代，公木曾与鲁迅有两面之缘，因此作为鲁迅总司令麾下的列兵，入队时间理应提前12年。
1929年，考入北平师大第二年，19岁的公木第一次见到鲁迅。鲁迅应邀来大学演讲，他挤在“风雨操棚”的最前排，看得非常仔细。“那双很深很俊利的眼睛，那两撇由于含笑而微微抖动的胡须，那满头不蓬松却茁挺的苍发”给公木留下了终生的印象。磨灭不去的，还有鲁迅先生的这样几句话：
为迎接革命，南下厦门；迎不到，追向广州；到广州，革命走了，在革革命；又追向上海，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命；如今又追回北京，已是北平了，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革命。革命已经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
公木后来写过一首诗《申请以及关于申请的申请》，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次见鲁迅是三年后，公木已报名入伍，听说鲁迅来了，他相约几位同学前往拜访，与鲁迅座谈近三小时，聊救亡运动，聊文化动态。
公木古稀之年做了一篇散文――《永远新鲜的记忆》，回忆道：
“那些白胖整洁，修养和营养同样很好的教授们。他们到课堂去上课，等着他们的只是一排排空椅子，学生们都听讲演去了。他们摔响课堂的门，聚拢在休息室里，喷着惶惑与嫉妒的唾沫星，啧啧议论：‘鲁迅又卷土重来啦！’”
鲁迅应公木等人之邀，在“风雨操棚”做“论第三种人”演讲，讲完一段，学生还不散，只是鼓掌。“那年月，还没装扩音器，连话筒也没准备，迎着风沙，先生就又转着身再讲了一段，简直是嘶喊了。”
真理如同空间和时间一样广大且绵长，
不诩把它占有，但要永生不断追求。追求！找到真实的自我――不枉此生最最重大的发现；而真实便意味着无私与无畏。――《找到自我》
公木一生，曾遭逢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两次剧变：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少年到青年，他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氛围下生活、学习、探索，自觉或不自觉地吮吸着新文化精神的营养。
当时，他曾面临着两种前途的抉择：一是学者之路。西学涌进、新学风起，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无疑为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最好契机；二是战士之路。日寇入侵、民族危难，对于热血男儿来说，显然又是一个报效祖国，“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的重要机遇。
公木首先选择了后者，但并没有忘掉前者。
第二次文化变革发生在“文革”之后，这场变革不仅是“五四”时期被中断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简单重复和继续，而是一场新的挑战，它把中国文化推进了新的世界文化大融合、大循环的体系之中。
此时，公木已年逾古稀，但仍发出“老骥不伏枥，夸父逐日跑”的豪言。有人评价公木是“战士、诗人、学者三位一体”，只因环境不同而各有侧重。
早在1946年，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北上的公木，受命与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时任沈阳市市长）创办“东北公学”。其后，“东北公学”改名“东北大学”，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出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公木为首任党委书记、教育长。1950年,“东北大学”易名“东北师范大学”。
在东北师大的讲坛上，公木给学生讲惠特曼的《草叶集》，讲“诗经选读”。有学生回忆当时的他“体态魁伟，穿一身黑棉制服。红脸膛，四方面，表情庄重而又带着慈和的笑容”。
公木讲解《诗经・召南》中的《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诗中一位男子因心爱的女子嫁给别人，反复咏叹失意之情。公木由此提到他青年时写过的一首小诗《爱的三部曲》――爱人出嫁了，丈夫不是我。唉，抽颗烟吧！
两诗比较，加深了同学们对古诗心理刻画的了解。回到宿舍，有的同学还高声朗诵：“唉，抽颗烟吧！”
受连番“运动”牵扯，公木此后的人生一波三折。
诗人邵燕祥说：“公木生前，不但所写歌词被人随意改动，连身份不也是被人随意改动吗？时而是革命诗人、军歌歌词作者、教育家、老革命；时而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派、牛鬼蛇神！”
1961年年底，公木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员，兼代系主任。直到去世，他一直耕耘在吉大的讲坛上。
公木晚年潜心学术，每有著述，落款“张松如”，不愿借诗人“公木”的光。
他所著的《老子校读》是我国第一部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为底本的校释专著。朱光潜把它作为自己的“案头读物”。旅居海外的学者陈鼓应专程往吉大探访他，又将《校读》前言中的“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奉为自己的译注原则。
作为公木“亲而不密”、“面生神近”的朋友，臧克家说：“对于古代经典，我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受教于闻一多、游国恩、张旭、闻在宥这些名家，但连大门也未入，走了创作的路子。谈到经典著作研究，我给公木做个学生也未必及格，‘不知为不知’，这是我的真心话，决非妄言！”
解放初，公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全国一批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围绕在他身边，苗得雨、谷彦岩、邓友梅……公木读他们的诗文，逐句逐段地修改。“一旦发现一株新苗，就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评介文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诗坛重新繁荣。公木主动拿出自己六十年代写的一首《蒲公英》和顾城的《蒲公英做了一个梦》作比较，说自己的《蒲公英》概念化，干干巴巴的没有诗意，而顾城的却“美极了！美就美在活泼的想象和生动的联想”，“人们读了它，感到美，觉得愉快”。
对于那批“崛起”的青年诗人，他爱护他们，觉得他们“给诗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确乎关系着我国诗坛的前途”。
臧克家曾形容公木是个“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
1979年的一天，公木在课堂上对着稚嫩的面孔讲到“飞行集会”，讲到延安，他突然哭了，泣不成声。在座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很意外，他们并不知道，这眼泪不是为他们而流的。（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没有他，历史还将是历史。有了他，时间不再是时间；从他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起，时间凝固成永恒。
在千山之巅，在万水之畔，每一缕烽烟都怀念他的音符，每一股铁流都高歌他的旋律。他的诗是旗帜，集结岩石，动员松柏，把每一粒土壤都变成一个坚强的祖国；他的歌是飓风，向星辰下令，让大海凝神，让每个人的血管里都卷起风暴。
硝烟岁月，他的歌是迎风冲天的火炬；和平年代，他的歌是袅袅升起的炊烟。无论在战地，还是在杏坛，他都在用热血浇灌音符，用生命抒写诗篇。我们终将明白――时间越久远，他的存在越真实。因为，有限的是生命，无限的是歌声。谨以此文纪念诗人公木百年诞辰。――编者
■人物小传
公木，本名张松如，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家。1910年5月生于河北省辛集市，1998年10月30日病逝于长春。
1939年公木与郑律成合作，创作出《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于1988年“八・一”前夕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又参与修订歌曲《东方红》歌词，创作电影《桥》、《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曲。1945年10月底，公木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沈阳，参与创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历任东北大学教育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等职。公木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诗集《我爱》、《崩溃》及文学理论《老子说解》、《商宋研究》、《第三自然界概说》、《毛泽东诗词鉴赏》等40余部。
1942年5月公木（后二排左六）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合影
1969年，公木在吉林省舒兰县法特公社西良一队劳动
1983年5月公木与艾青（左）冯至（右）谈诗
1993年给吉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解答问题
■回声
公木新诗写得好，旧体诗也很有功力。多年教书，培养出了大批新的学者、新诗人、旧体诗人。这功绩是应该大书一笔的！――臧克家
谁的歌声能成为斧凿,/供英雄们去雕塑祖国的山岭？/谁的诗句能楔入历史，/化为我们民族不朽的基因？――丁芒怀念诗人公木
一个国家的军歌，其重要性仅次于国歌。我们这首军歌，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颇为持久的、极为广泛的动员、鼓舞、教育作用，成了一首我国全军全民喜听乐唱的不朽之歌。――朱子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