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的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一切文艺家“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
在今年5月10日至25日于广东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从几千个报送作品中经过各地遴选、专家评审而产生的290个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将参加第十五届“群星奖”评奖活动。为充分发挥“群星奖”的导向性、示范性作用，文化部对本届“群星奖”评奖工作进行了改革，目的是要将评奖转向为更广大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使“群星奖”成为评价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手段和激励机制。因此，本届“群星奖”除奖励作品外，也为公共文化服务和品牌文化活动设置项目类奖项，并增加了合唱等群众性项目，更加突出了“群星奖”的群众性，也丰富了中国艺术节“人民的节日”的重要内涵，使本届“群星奖”评奖活动成为对近年来我国基层文化建设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68周年，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不断发展，本报特刊发一组专家文章，通过对第十五届“群星奖”参评情况的评析，以小见大，反映出我国当前群众文艺创作、群众文化生活的生动风貌。
群星璀璨辉映南国
康式昭
五月的南粤大地繁花似锦，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隆重铺开。与65台专业剧目角逐第十三届“文华奖”同时，第十五届“群星奖”决赛的27台剧(节)目也靓丽登场，其中包含音乐、合唱、舞蹈、广场舞、曲艺、戏剧等方方面面，可谓琳琅满目，光鲜耀眼，形象地诠释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旨。
就戏剧类说，作为中国艺术节前奏的，还有今年1月3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办的“大地情深”――全国城乡基层群众小戏小品展演活动，推选出了参加决赛的优秀节目。而其规模之大、参与者之众为新中国建立以来之最；其艺术质量之精、现实感之强也使小戏小品这门艺术跃上了新台阶。
纵观这次“群星奖”的戏剧展示，我以为有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要点。
其一，从创作层面说，剧作跃动着时代的脉搏，反射着前进的步履，叩响着民众的心声，是来自生活、来自群众、来自现实的艺术成果。剧作者、表演者等本来是群众中的一员，用笔写他们的感受，用形体表演他们的故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了农民工进城、返乡再就业、计划生育、老年婚姻、邻里关系、连队故事、反腐励志……种种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矛盾、困惑、挑战、求解，他们思考着、探索着、实践着、行动着。倡导和谐、化解纠纷、讴歌新人新风、嘲讽陈规陋俗……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巧妙的情节结构、生动的语言对白，成为这批剧作的共同特点，成为他们成功的基本要素。
来自山西太原的秧歌剧《农家乐》，呈现了富裕后的农村新图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编创的小品《达西村的好日子》，书写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歌颂了民族大团结。山东莱芜群艺馆创排的小品《暖水袋，痒痒挠》，别具一格地表现老年婚姻：儿子儿媳给鳏居的老父亲购买了一堆生活用品，却不懂老人的感情需要。在议论孙子订婚如何送礼时，老人禁不住说了句气话：“……送个痒痒挠就够了！”真个是语带双关，巧妙之极。这类细节和语言的捕捉，离开了生活之源，完全不可想象。
其二，从法制层面说，尊重和保障了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我个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权益”，应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享有权，即享受文化娱乐设施,欣赏文化艺术成果。当前党和政府花大力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是做着保障民众文化权益的大事。而我们党确立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也体现着文艺成果为民众享有的原则。二是文化艺术的创作权，或者叫表达的自由权。我们平常说群众是文化的主人，创造条件让群众参与文艺创作和表演，扶植和鼓励群众文艺创作活动，是党和政府职责之所在；而多少年坚持下来的“群星奖”的评选工作等，也同样是做着保障民众文化权益的大事。
应该说，艺术创造参与的广泛性，是专业创作无法比拟的。就这次“群星”竞技的创作队伍而言，据了解，陕西省群艺馆报送的小品《街头巷尾》，就是由西安农业银行的工会干部担纲编剧和主演；山西省孝义文化馆编创的小品《人偶情》，其主要演员，正是国家级木偶传人；苏州市文化馆编创的小品《回家过年》，主演是市艺校的行政管理人员。
新时期以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业余文化创作也有快速进步。可以说，他们中的拔尖作品，决不逊于专业创作，就生活的迫近感、人物的鲜活感、语言的生动感等诸多方面而言，较之专业创作还要胜出一筹。
其三，从功能层面说，是文艺功能全方位的展示和体现。文艺的作用和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娱乐功能、休闲功能，又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这是常识。这诸多功能中，审美愉悦属于最基本的前提性的功能。好看，好听，好玩，让人们爱看爱听，得到美的享受，现在已经成为共识。这次参加群星奖角逐的作品，都非常看重这个方面。但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泛娱乐化。
可喜的是，这一方面，参演剧目也有上佳表现。如湖南参赛的花鼓小戏《今天有客来》，就写了村民刘八斤一家遭遇到的一番尴尬：村长为迎接扶贫考核干部的到来，要村民们穿破衣装穷；刘八斤则要迎接未过门的儿媳“相亲”，要打扮光鲜，偏偏来者是双重身份，引出了一堆笑话，最后归结到扶贫要扶志，输血变“造血”，是“寓教于乐”的成功之作。广东参赛的小粤剧《醉舞清风》，全剧两个人：丈夫当选村官，有点划批土地的小权，妻子要为娘家谋私利，借丈夫生日劝酒骗其签字，丈夫假装喝醉，机巧应对，终于抵制了这场不正之风。业余创作的“群星”们，丝毫没有忘记毛主席关于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要求，而又摒弃了简单化概念化的误区，达到了和谐的新境界。
让曲艺根脉深植群众土壤
吴文科
正当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在南粤大地隆重举行之际，恰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8周年的纪念日。本届中国艺术节不仅集中检阅和展示了近年来全国范围艺术创演的优秀成果，传递并交流了艺术创演在近年间的成功经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与大繁荣，而且特别凸显和张扬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之办节追求与活动特色，贯彻并体现了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一脉相承！
68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导推动了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其中，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文艺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要真实典型地反映生活，并自觉引领人民大众的精神追求等论断，几十年来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而且在矫正当今文艺创演娱乐至上的偏颇方面，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综观本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的决赛活动，可以说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当下的文艺创演尤其是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健康开展，进一步明确了导向，作出了切实的示范。
以本届艺术节期间于5月18日至20日在深圳举办的“全国第十五届‘群星奖’曲艺决赛”的节目为例，全部五台节目由来自全国各地和解放军及武警系统的56个节目组成，有40多个曲艺品种和近300个活跃在全国各地和部队系统的业余曲艺爱好者参演。涉及的地域之广、曲种之多、阵容之大、水平之好，令人欣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群众业余曲艺创演的特色与水平。
首先，从参赛节目的题材内容看，绝大部分都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天门说唱《村官轶事》、四川竹琴《赞三峡》、河南坠子《吃回扣》、木板大鼓《爸爸回家》、京韵大鼓《总理与病童》、四川清音《开学第一天》、相声《士兵对话》、好来宝《草原警民情》等，关注现实，引人共鸣。无论是表现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反映生活的大胆与敏锐，都为许多专业创演所少见。如果没有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观察体验和升华提炼，是很难做到的。这些节目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和世道人心的审美观照，是其重要因由。
其次，从艺术表现的形式技巧看，大都清新活泼、生动有趣、富有乡土气息。参演者之于曲艺表演虽属于业余爱好和自愿参与，但从“说唱”表演的口风把握到各种技巧的综合运用，都能既坚持曲艺表演的基本特质，又具有业余爱好参与表演的投入及热情，甚至会不时迸发许多专业表演所不具备的鲜活与生动，很少匠气，充满灵气。
再次，从节目蕴含的主题立意看，大多具有健康向上、质朴乐观和寓意深长的思想意味及美学品格。不管是豪迈传达时代前进的铿锵足音，还是形象展示社会进步的曲折历程；不管是着意针砭不正之风，还是热情讴歌军民情深的传统风尚，都能在对社会生活的艺术认识和审美把握之思想观照与价值导向上，做到既爱憎分明，又针砭有度；既有历史的和道德的评判，又是社会的和审美的把握。
这说明，只有使曲艺的创演从题材内容到形式技巧再到主题立意，都能关注民众的心灵，反映大众的心声，让群众掌握运用，使群众喜闻乐见，由群众参与，为群众服务，才能获得活水源头，创造出沁人心脾的精神佳酿。
据不完全统计，古今曲艺的品种数量约在1000种左右，依然存活的在500个以上。我国56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曲艺表演形式。但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除1/10拥有专业的表演团体,绝大多数都蕴藏在普通民众和爱好者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将曲艺作为“群星奖”的主要内容纳入比赛，的确是抓住了曲艺在当下发展的特点，找准了推动曲艺普遍繁荣的门径。
同时，进入本届“群星奖”曲艺决赛的节目所普遍具有的上述品格，对于近年来某些曲艺创演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思想及其娱乐至上、混搭耍贫、低俗恶搞的堪忧倾向，也是一种客观上的抵制与反拨，其导向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国“文以载道”和“寓教于乐”的优秀文艺创演传统是不能丢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思想，在于解决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即从立场感情到方法技巧,要既符合民众的欣赏需求，又符合文艺的自身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群星奖”曲艺比赛的成功举办，可谓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8周年的一种最好纪念。
民众:真心英雄
罗斌
记得一句曾经的流行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很是传神!它让人时时忆起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我们回眸68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当我们再次邂逅第十五届“群星奖”舞蹈比赛(以下简称“群星舞蹈”)时,一种无边的感慨再次袭来……
从群众中来
应该说,“群星奖”是政府行为里与大众距离最近的一个举动。因为它的来源与我们一以贯之的立国方略休戚相关,亦契合群众文化发生的基本立场和艺术的源头思维。说它源出于“国策”,在于起自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新中国文化方针(具体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奠定,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日益繁荣、文化风尚日益开明的时期,全体民众的思维健康度达到了极佳状态。于是,才有了新中国的确立和“三大法宝”的界定。而接下来的数十年,“群众路线”不仅成为党的生命线,也成了文化工作的思维基础。
“群星奖”的设立便是此文化精神之必然延展,也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提倡与文化选择之必然要求。虽然不免有些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但却充满了文化现实的真实性,很有文化质感。言其切合群众立场、符合艺术发源规律,在于“群星奖”应是真正的群众创造,它的两个维度落实在“群众是基础”、“群众更是归宿”方面。一则,群众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应是在关注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上,发现他们的天才的创造性;而这“创造性”又是不脱离大地和草根情怀的、发自乡土内心的激情点燃。它是没有空洞说教的本真表露,是摒弃浮夸形式的真情告白。另一则,这种行为的原初意义是“为了人民”的,而运行的最终旨向同样是“为了人民”。因为,当一种文化风气流行于平民文化层面时,它会裹挟着历史进程构造出一种文化心理,久而久之,这种文化心理会由有意向“自然”状态发展,逐渐生成一种人文关怀,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最终影响“大众文化”的立场与走向。在此意义上的“群星奖”,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民众的视角决定了“群星”的意义,也只有民众的需求,才能决定“群星”的价值及其走向。
到群众中去
“群星奖”的文化抉择必然左右其文化特质,也必然造就其文化性格。“取之于民”的“群星奖”创作,其最终目的在于“用之于民”,“群星舞蹈”创作与比赛,应该在民众性(大众化)、民族性、自发性、主动性等方面构建自己的文化品质。首先,民众性或大众化乃“群星舞蹈”之本质追求,无论参与者的职业背景如何,凡介入此视阈者必须以群众文化的立场为立场,不可随意嫁接其他属性的“文明成果”,这是维护“群星奖”比赛观念纯洁性的前提。尤其是那些职业舞者出身的人,应力戒职业习惯和思维定式对“群星舞蹈”的侵蚀乃至污染,在精神意蕴上保持其“草场味道”。其次,民族性是现实操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可因为普适性的偏向强调而削弱了对地域文化、民族特征的把握。一种文化的根性意识,往往见诸于底层文化的观照;而底层文化的根本特质大多体现出一种民族精神,因为人类文明的主流脉象存于民族性格之中。再者,“群星舞蹈”应是民众自发创造的结果,它更多地存续于民众生活当中,是民众思维的自然流淌,较少装饰性,更多原发性。最后一点,即是主动性。“群星舞蹈”应是民众主体意识凸显的表现,是他们主动参与、积极思考的成果,带有原生文化独有的“草根性”,审美之感的粗放性往往构成它的基本表达。总之,还原于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并强化其特征,才是“群星舞蹈”乃至所有群众文化创作应该具备和必须坚守的内容。
群众至上
当然,必须看到,“群星奖”是政府行为,“群星奖”的主旨是“在培育文化主流思维的前提下,倡导民间文艺的合理流向;在保有‘民间性’、强调‘草根文明’属性的基调下,适当推动民间艺术的合理开拓。与纯粹的艺术创作相比,‘群星奖’作品更趋向于对文化资源的回省与贯通,尤其关注民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泥土气息深厚的民间创造;但同时,‘群星奖’作品又不同于纯然意义上的‘草根文化’,因为它最终采用了‘作品’的方式呈现与存在,以‘民间艺术创作’为旨归在追求着,因而它无论如何难以脱离‘舞台或广场的艺术表现’这一类别的属性规限。”这意味着,“群星舞蹈”的最高利益是“群众至上”,因为民众的根性意识直接左右着它的存在;这意味着,“群星舞蹈”创作须在观念、行动上沟通民间与舞台,在融会贯通中形成自己的“文化链”,它的任务就是在人文与艺术之间、在原生文化与主体创造之间形成表述成果。就属性而言,“群星舞蹈”既是民间文化事象的特殊存在方式,又具有艺术创作职能,是“草根的升华”、“传统的变异”、“文化的更新”。
当然,还需说明的是,“群星舞蹈”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活文物”的属性,终极意义上,它仍然是创造的产物。但它与专业舞蹈创作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它的“群众观点”。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才是“群星奖”及其舞蹈比赛的初衷和最终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