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士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的合力,决定了孔门仍然重视武艺传授。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平日理政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将领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武艺传授,《礼记・射义》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今曲阜孔庙西侧)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心目中,所谓“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执御”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赶马车。其实,一般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徒御不惊”。特别当是“射、御”并举,“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这项武艺。
这里必须申明,笔者并无意否定孔门的文化教育。正是由于孔子收集整理古文献,“以述为作”传授弟子,弟子又散居四方继续研究、整理和传授,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才得到丰富和发展,才奠定了教育进一步专业化的基础。中国教育文、武之分化,正是建立在从孔子、孙子开始的文教、武教内容空前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之上。以孔子、子夏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兵家,分别从两个方面为此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奉孔子为“文圣”、奉孙子为“武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
但是问题在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这种社会分工和教育的专业分化,仅仅初露端倪,仍处于酝酿和准备条件阶段,距离完成路途尚远。孔子和孔门弟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必然带着其所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等级--贵族之“士阶层”的胎记。孔子虽然重视文教,使过去被王官垄断、只有上层贵族子弟才能学习的典籍,成为士阶层和庶人子弟也可以学习的文化修养,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下移,揭开了新兴士阶层崛起的序幕;但在官制文、武不分职的历史条件下,他还不可能用《六经》取代传统“六艺”的基础课地位。孔门弟子也不可能像战国中期以后的儒者,一味沉浸于“文学”甚至只读《六经》、不习武艺。何况孔子研究《易》、作《春秋》都是在晚年,也来不及把这两部书用作普遍传授的教材。
除了射、御等武艺属于技艺传授,需要身手示范,而不仅是读书;礼、乐教育,也需要在各种礼仪演习中模仿动作规范;书、数的传授同样要有技术性示范,也都不仅是“读书”。单纯以“读书”为教育的观念,其实是后人的做法和看法!远不能反映孔门的实际。“数”不仅是数学算术,还包括天文、历法等内容,属于当时自然科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孔门教育的内容,不仅有道德教育、人文教育,还有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以往有些论者,实在是把孔门教育的内容范围过于缩小了。即使是道德教育,也不仅是口头说教,而首先是老师做出实际示范,徒弟照着仿效,是真实而古朴的“做中学”。做老师重在身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有上述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包括“六艺”、《六经》而又不限于此,都是孔门七十子学习和继承的内容,只不过各位弟子的重点、多少、深浅不同罢了。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像子路、子夏那样具备勇武品德者,在孔门弟子中颇有代表性,并不属于另类。孔门教育内容本是文、武兼备的,孔子要造就的“成人”,即全面发展的人才,都具有六艺娴熟、智勇双全的素质。(作者单位:华中师大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