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则玲在书中以丰富的生活史材料，阐释了赵超构这种平民实践观的来源：家庭传承，深受温州文成文化影响，文宗刘伯温的平民观、东瓯布衣的学术思想、瑞安文风等地域文化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烙印。他的平民思想观是以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人权观为内容的，这些对他温和、不激进、调和的个性和文风的形成都有深刻的影响。
赵超构进行平民社会实践的方式是写言论、办报纸。从他进入《朝报》、从事新闻事业开始，他就走上了一条平民社会实践者的道路，他有着直接介入社会实践的品质。从赵则玲书中对他生活世界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出身名门但始终住在市民社区，贴近民众，获取鲜活的资讯。
赵超构的平民思想观和社会实践在1949年前后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平民思想表现为一种仗义执言、悲天悯人和嫉恶如仇，以被统治的底层代表的身份向不开明的统治者发起反抗；在内忧外患和阶级矛盾尖锐时，他为底层民众代言，打抱不平，讥讽权贵和腐败官僚，发出民族自救、国家救亡，谋百姓福祉的呼喊，他的平民社会实践起到了战斗武器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他以“国民的立场”和“自由批评”立场写了许多文章,表达了平民百姓以及社会各阶层政治上的要求，进一步向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呼吁民主和自由,其中最多的内容是指向民权民生，如人的生存权、就业权、言论权等，这些文章与当时共产党的很多主张不谋而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和私企改造，阶级对抗消除了。这个时期赵超构平民思想的表现不再是匕首投枪，而转变为“良药”――从民众的角度对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不正之风提出批评。
赵超构的“林放式杂文”，有着与鲁迅、邹韬奋、邓拓等杂文大家相区别的特质：鲁迅的杂文似投枪匕首、战斗性强，邹韬奋的言论直言快语抨击时政，邓拓的杂文善于用典，知识性强，而他的杂文则凸显“亲民性”。赵则玲的评传归纳为三点：短小精悍，引人爱看；通俗易懂，使人喜看；深入浅出，让人乐“听”。赵超构自言：这没有什么窍门，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知道群众的种种想法。如今，以服务市民、关注百姓生活、发民众之声为宗旨的都市类报纸已成为市场宠儿、舆论的阵地，它们推动着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转型，推动着信息观念、服务观念在传媒领域的的实践。追溯历史，《新民晚报》所引领的晚报群之所以能在全国的报纸中成为最具美誉度和市场份额之一的报纸，正因为它尝试确立了“服务”的理念，把服务的对象――“平民百姓”的需要作为办报的重心，这些都无不以其平民思想观为实践指向。
赵则玲的这本评传，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另辟蹊径地围绕传主的“杂文”成就，辅之以其办报生涯，双线交融，竭力在“平实”和“客观”的轨道上进行评述，将赵老各时期的杂文特点与其命运沉浮融为一体，以“文”见“人”，避免了主观的揣度和空泛的议论，由“表”及“里”，用这种“看得见”的杂文素材来呈现“看不见”的思想演变，最终使得看似平淡的生活史描述具备了思想史意义。这种客观平实的态度，也暗合了赵超构微观社会实践的精神实质，为后人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理想、实践和路径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