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古籍整理出版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60年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近2万种，其中80%是改革开放30年间完成的。古籍出版种类除传统四部及文史哲古籍外，农医科技类、少数民族古籍均有重要成果问世，方志类、域外汉籍、出土文献、海外珍藏善本古籍等均有不同成果出版。
二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不断完善。从1958年到2006年，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先后制定了6个古籍整理的中长期规划，涉及近4000个品种，引导并规划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总体发展。古籍小组不断加强协调组织作用，出版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古籍整理项目，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古籍资源梳理编目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家谱总目》及各馆藏、地方文献等综合目录先后编纂出版。《中国古籍总目》历时17年，将于年内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预计收书20余万种，将是历史上首次集中全面清理古籍总数的集成性成果，收录古籍收藏机构逾千家，汇集整理了全球收藏的现存中国古籍的绝大部分版本，颇具价值。全国古籍保护工程全面展开，展现了古籍出版的勃勃生机。
四是大型出版工程系列化，重要古籍整理成果相继问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全元戏曲》、《全粤诗》陆续出版。《四库全书》（两种藏本），《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陆续影印出版。另有《中华大藏经》以及一批总集、别集、大型类书丛书出版。
五是各类大型出土文献和海外汉籍出版已成规模。如俄藏、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系列，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本。《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国藏西夏文献》（17册）、《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等大量简牍陆续出版。同时，流失海外汉籍出版成为热点。已出版的有：中华书局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全6册，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2008年已出版第一辑，5年内计划影印800册，包括2000余种。
六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进一步扩大。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至今日，全国有四所高校专门开设古典文献专业，90多所高校设立了古籍研究所，全国古籍整理专门人才有数千人，这是有战略意义的。目前全国有22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共有员工1700余人，年出书品种逾5000种，这是了不得的工程。古籍小组办公室从2001年起，连续9年举办专题培训班，培训古籍编辑近600人。任继愈等古籍专家相继谢世，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重大损失，一批古籍整理专家年事已高，因此，后续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国家应该资助年轻人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来，培养他们的专业素养，更好地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服务。
6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切实保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要认真总结6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下面，我就当前如何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谈几点建议，供各位专家参考。
一、突出重点，充分发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功能和导向作用。中央财政安排古籍整理专项经费资助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其目的是要确保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的完成。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古籍出版专项经费的功能和导向作用，体现国家意志，反映国家水准，重点支持那些国家急需整理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优秀出版项目；重点支持那些具有较高版本价值和重要文化传承价值，在整理方法上有所创新、整理成果上有所突破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重点资助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重点保证那些已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项目。
二、做好统筹，抓好规划，加强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导。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编制和组织实施上。1958年以后几次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对于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古籍办与总署合署办公后，我就要求古籍办首先抓规划。从1998年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用了10多年的时间对全国古籍总量进行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上编制的《全国古籍总目》今年上半年全部出齐，全国现有古籍20余万种（包括部分海外藏的中国典籍），古籍领导小组的职责就是依靠专家的力量对这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做一全面的分析，根据其价值和作用，按照古籍整理的规律，结合实际力量，分步骤做出整理出版规划。在内容上看看哪些需要整理，哪些需要抢救性保护；在整理方式上，哪些只是一般性整理，哪些需要深入整理，采取什么方式整理。2009年5月开始我们对《全国古籍总目》进行梳理，同时参考文化部公布的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结合出土文献情况，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编制《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草案）。为使《规划》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009年8月6日，古籍办向各出版单位和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下发了《关于申报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的通知》，共收到申报项目2453种。2009年10月上旬古籍办开始组织专家召开了5次论证会，吸收了不少有价值的项目，规划现有项目730种。这个初步《规划》是建立在国家整体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来考虑的，强调的是国家和集体组织整理的项目，代表国家的水平。应避免零敲细打和选题重复，对于大而不当拼凑的项目更要坚决抵制。这个《规划》目前还在论证之中，最终要交古籍领导小组讨论通过。这个《规划》还要每年适时增补。有了中长期规划，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国家对古籍整理的指导还体现在通过自上而下，组织有关专家和出版单位实施重大古籍出版工程。要建立一个国家主导，依靠专家的古籍整理重大出版工程机制，整理出版一些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利国利民的大型项目。如中华古籍流失海外严重，许多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郑振铎语）的状况不能继续延续，因此，有必要将中国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系统地整理出版，组织“中国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出版工程”先整理出版目录，后刊印出版。还要举全国之力组织编纂《中华医药典籍》，使中医古籍正本清源。这些大工程对文化建设意义很大，国家不搞，个人捷足先登，质量无保证，有可能误导读者，我们无颜面对子孙！
三、坚持质量第一，实施古籍整理出版精品工程。古籍整理与出版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子孙后代的大事，我们要吸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刻古书而古书亡”的教训，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质量要格外重视。在出版资助方面要注重整理者的水准是否高，学风是否严谨，选用的版本是否权威，整理的形式和方法是否有创新，整理的成果是否代表这个时代、这个阶段的最高水平？在出版方面，要注重出版社是否有较强的学术判断力和识别力，有没有较强的古籍整理编辑能力，编校质量是否能达到一流的水平？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古籍整理出版质量管理，杜绝学术和出版浮躁之风，牢固树立严谨求真和质量第一的意识。今年我们已对2009年度古籍整理资助项目进行抽样检查，在30个项目中发现5种不合格，目前已将意见反馈出版社，核实后，对出版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社将在媒体上曝光，责令其销毁，要求其修改，质量合格后再出版。达不到要求的，资助款全部收回。如连续出版2种不合格品的出版社，将取消其资助资格。对由于作者原因导致质量低劣的，作者将被记录在案。今年将对所有资助的项目进行质量检查，对出版质量好的出版社给与表彰。另一个措施，发动社会力量，由读者进行举报，核实后曝光，让质量低劣的图书无处藏身。质量是出版的生命，管理要长抓不懈！
加强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水平，还需要培养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了长期计划。除每年的短期青年编辑培训班外，还要与高校古籍研究机构合作，有针对地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四、强化管理，做好古籍资助评审工作。国家财政每年拿出2000万，这对于我们古籍出版事业是巨大的支持，同时，我们感到责任重大。管好钱，用好钱，出版高质量的古籍整理项目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去年古籍办回到总署后，我们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补贴评审办法》，由于加强了管理，2009年资助项目完成率达到88%，抽样检查的质量合格率为83%,新闻出版总署委托的中介机构在对古籍经费的绩效考核中给予了较高评价。今年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对《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办法》进行了一些改进：一是强调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指导作用，重视项目的规划性，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挂钩，不搞零敲细打，不搞扶贫和平均分配，坚决杜绝个人同时担纲多种大而不当项目的现象。二是强调项目的公益性，对于市场效益好的不予补贴。三是强调项目的挖掘、整理和保护意义，以及文化传承价值和积累价值。四是强调项目的质量要求，坚持扶持精品。为确保质量和完成进度，特别要求所有申报项目必须有样稿和合同，坚决杜绝空手套白狼的现象发生。五是强调评审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评审工作将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学术专家的学术质量把关阶段，另一个是出版专家的成本把关阶段，两者相互衔接、相互制约，使评审和资金资助更加科学合理。六是严格的回避制度，自己有项目或自己的直系亲属有项目的专家不得担当评审委员，每年改选三分之一专家，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
五、加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古籍保存、传播和使用发挥了巨大效用，它使古籍的传播速度加强，传播群体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而古籍数字化更是古籍整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它对于学术研究，公共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通过互联网对外弘扬传统文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加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都有大型中国古籍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数据库目前搞得较好，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数据库也委托给他们。目前古籍数字化工作现状与中国古籍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我们需要站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整合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建立服务公共文化领域的古籍整理数据库，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服务。目前，“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立项工作已经启动，将来古籍数字化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工作还要依靠古籍整理专家、依靠现有的古籍目录把已掌握的古籍资源数字化，建立古籍整理方面的服务体系。
（这是作者在2010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上的讲话，本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