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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阎崇年的“悬赏门”

2010-06-1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柳霞 史楠 我有话说
近日,一本由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引发了一桩涉及69万元的诉讼。

据媒体报道,在本起诉讼中,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声称,根据之前见诸报端的阎崇年“悬赏声明”,读者只要发现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中出现

一处错误,即获奖励1000元,而他前后发现该书“错误”690处,理应获奖金69万元;另一方面,阎崇年代理律师出示阎本人的《答辩状》,称:《康熙顺天府志》涉及三万个断句,难免会有错误,企盼读者给予指正,同时声称从未委托任何媒体发布过悬赏广告。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到底是学术争论,还是经济争端?是严肃治学,还是蓄意炒作?媒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让此事不断升级,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多燥热。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三位学者,请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作了冷静分析。

不怕出错,就怕不知道怎么出的错

一本据称被挑出了690处错误的学术著作,摆在公众面前。据媒体之前报道,这本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出版前,历经作者和出版方15次校勘。到底有没有错?怎么出的错?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的身上?

曹先擢

曹先擢(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语言学家):

关于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寻求不同的答案,人们也可以出于各自的兴趣和目的去参与。而对学界来说,我想,从中能获得哪些有益的东西,应该是较为有意义的。

首先,既然有人“挑错”,那么哪些是确凿的错误,我们要先把它核实了。古籍整理是很辛苦的工作,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同时它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如果校注出错,是要贻误后人的。

其次,如果有“硬伤”,就需要仔细分析。既然有人下了很大工夫挑出了“错”,我们就得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性质的“错”,并加以归类。比如哪些是笔误,哪些其实是介于错与非错之间的、可以继续研究的,哪些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硬伤”,“硬伤”可是文献整理的大忌。

最后,如果确实有错误,我们还要分析,为什么出错?哪个环节出的错?书不是某人的家庭作业,出版以后,作者、出版方,是要对社会负责任的。出版是一个程序,每个环节都有责任划分。谁约的稿,谁审的稿,要各尽职责来保障书的质量。我们需要查找哪个环节出了漏洞。我们不怕出错,就怕错出了,却不知道是怎么出的。

现在有很多东西被“炒作”,炒作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炒作。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那些坚持学术至上的“傻子”。北京大学的王竹溪先生,以物理学家知名,西南联大时听讲说文解字,对语言文字发生兴趣,从此历经40余年编纂《新部首大字典》,直至他去世后此书才出版。做学问需要严谨求实。坐得住冷板凳、坚持学术至上做出来的东西,也许会一时无人问津,但是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

相关评价或应留给学术共同体

阎崇年是否真的做出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有待法律的评判。但有媒体认为,之前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的作者及出版方,对该书学术质量的宣传,充溢着对该书学术水平的肯定和自信。“悬赏门”背后,究竟谁是谁非?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媒体和公众,应该把话筒交给谁?

张颐武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术共同体指的是,一群在共同学术领域中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群体。大家研究的学术领域接近或者相对比较接近。

在一些比较专深的学术问题上,比如涉及史料问题或者冷门专业,以及一些公共话题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公众和媒体往往不具备判断的专业能力,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目前白平诉阎崇年一案正在进行。但我认为,法院同样需要借助学术共同体的力量来得出判断。

现在的情况是,双方争执不下,且都有支持者。一开始,关于阎崇年著作“悬赏求错”的说法,是通过媒体、公众扩散出来的;后来,来自白平的质疑,也诉诸公众和媒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公众和媒体的加入并不能给这场争论的任何一方增加胜利的砝码,唯有专业的学术判断才是真理的标尺。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学术问题就不能走向公众,就不能通俗化。我认为,学术的公众化是必要的,学界需要和公众的沟通。我们既要提倡为了学术的学术,也要提倡把学术创造性地转化成公众资源。有一些学术问题,比如一些明显的硬伤(如剽窃之类),公众也是有能力判断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术都适合或者能够转化为公众资源。《康熙顺天府志》是否有必要诉诸公众,可以有探讨的空间。这本书相对比较冷僻,能够阅读并作出评价的公众应该少之又少。或许一开始就可以把评价的问题留给学术共同体。作为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作品,该书需要借助学界的清史专业知识进行评价。

但是,目前而言来自学术共同体的评断,在有些情况下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碍于人际关系而不愿指出毛病,又或者出于个人恩怨而指摘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扩大这个学术共同体,把专业范围扩大,让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到判断中来。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判断,书评也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如果一本书出来,很多人给予好评,那么这本书就有可能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如果无人问津,那么该书的学术水平也能看出端倪。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一本书若有学术价值,只会越磨砺越光鲜。

学者当对社会公众怀敬畏之心

当一次次的学术争端映射到公众这面镜子上时,究竟会投射下怎样的光影?在媒体的连接下,学界和公众看似远却很近。在公众的热切关注下,白平和阎崇年的争端,被媒体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一事件能给学界、公众以及媒体带来怎样的思考?

金盛华

金盛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阎崇年与白平先生因为《康?顺天府志》挑错是否一字千金而结缘,并演变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事件,让全社会有了一个关注学术负责和严谨的契机。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一事件如何结局,实际上都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因为此事最终达成的社会后果,将使更多学者不得不向用学术视角衡量自己成果的方式回归,从而在实际上增强了学术的严谨性和权威性。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公众与媒体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固然有“一字千金”本身的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公众关于学术的先定期待是严谨、可靠和权威的。这也正是所有学者应该追求的境界。

但是,毋庸讳言,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倾斜和社会变迁衍生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导致学术界很难不受其裹挟而独善其身。学术界自身评价体系的重量而不重质的简单衡量方法,学者以与媒体结合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学术智慧的新生表达形式,某种程度上,更强化了学术界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思维。

由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我称之为“眼球学术”(借用“眼球经济”的说法)的现象,当事者治学的动机并非学术本身,而是隐藏于学术背后的吸引眼球(以及眼球背后的名利资源)。知识领域的某些人士赶火候出书、出成果,本质也是追求功利的“眼球学术”或“眼球作品”。学术本有其自身的规则,但是,中国社会近年来的演变正在模糊这种规则,一些知识分子不能也不再用学术价值,而倾向于用纯粹世俗的功名利禄来衡量自身价值。这种演变之中,又潜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忧患,即各领域从业者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渐渐趋于雷同,而自身的信念和坚守却逐渐淡化。

实际上,学者需要用一种坚守的精神,认真做自己的学问。因为学者自身价值的立足点正在于此。学者如果舍学问之本,而逐利益之末,在本质的意义上,就已经不再是学者。

社会公众的智慧往往是可以渗透到每一个知识单元的“全智”。无论我们学有多高,对他们都须有敬畏之心和发自内心的尊重。毕竟绝无学者真正能达到学无过错的境地。阎崇年与白平两位先生之争,高下且不论,如能引发人们对学者须敬重公众的思考,也可称得上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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