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家大剧院持续3个多月的歌剧“马拉松”成为演出市场的年度大事件。2010年4月开始的第二届歌剧节再次集聚了歌剧爱好者的注意力,80天时间里汇集12台剧目、47场演出,技艺精湛的表演,观众的热烈反响,优异的票房成绩,让歌剧这门拥有400多年悠久历史的西洋艺术在中国的舞台上又火了一把,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然而，
游走在票房与艺术之间
现下的西方,歌剧都不算是大众的艺术。而国家大剧院不仅连续两年举办持续3个月之久的歌剧节,还面向全球招募优秀艺术家组建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独立制作5部歌剧。尽管事前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但在缺乏歌剧文化基础的中国,这些大动作仍像是一场赌博。
“歌剧是脆弱的艺术,高投入才能保障作品的高水准。一场完美的歌剧演出,必须具有好的歌剧演唱者、乐队,服装、道具、布景也非常重要,再加上排练,每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而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资金后盾作保证。”国际著名指挥家洛林・马泽尔说。泰国曼谷歌剧院院长桑涛・苏卡利库也指出,无论是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西方顶尖剧院,还是年轻的亚洲剧院,运营者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积累剧目、保持艺术高水准和维持生计、获得高票房之间走钢丝,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
像国家大剧院,每年运营费用28%由国家补贴,72%靠自营创收,因此必须在严把歌剧制作质量的同时,坚持面向市场。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介绍说:“在实际运行中,我们对剧目、剧本进行论证把关,确保制作剧目的艺术质量,同时对剧目的主题、剧情、音乐、舞美等进行综合衡量,努力找到剧目与市场的结合点。举个例子,国家大剧院开幕演出制作的第一部歌剧《图兰朵》,之所以选择它,因为它是世界经典歌剧名著,国际知名度高,又是中国题材,中国观众比较亲切。《图兰朵》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提供了对最后18分钟进行中国式续写的可能。”这些因素为《图兰朵》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首演期间就收回全部的制作成本,还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国际视角让歌剧走得更远
国家大剧院歌剧节期间上演的《卡门》、《茶花女》、《弄臣》等,国际制作班底带来的多元文化视野,让观众感受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著名歌唱家莫华伦所说:“既然要节约成本、整合资源、提高质量、扩大影响力,那么国际联合制作就是歌剧最佳的选择。”
“歌剧的国际联合制作,并非今日之事,但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更具有自觉性、前瞻性、规模性和自主性。”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说,这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清晰具体的歌剧观念,又给了我们一把标尺,让我们知道,歌剧制作艺术质量的标准究竟有多高。实际上,不仅年轻的亚洲剧院渴望国际合作,西方同行也一样。西班牙巴塞罗那利赛欧歌剧院剧目制作与巡演总监祖迪・托特・瓜尔斯说:“国际化制作给歌剧带来新的艺术和技术元素,赋予歌剧新的活力。”
但是怎么合作,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并同类项的问题。歌剧联合制作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作品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对合作者的艺术创作能否产生有益的影响。“像我们剧院曾经带了两部作品来到中国,但演完就回去了,没有留下什么,所以我认为中国与欧洲剧院的合作不能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歌剧制作。”德国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执行总监阿克瑟尔・拜什建议,中国歌剧创作可以通过两种模式与国外进行联合:一种是联合制作歌剧作品,但指挥家、合唱团、管弦乐团都必须是中国本土的,以确保作品能够在中国长期上演;另一种是在舞台导演、制作技术、排演技术等歌剧制作领域上,实现世界各地剧院共同开发,相互交流,将这些技术和经验运用到中国歌剧创作中。
歌剧离观众还有多远
韩国国立歌剧院院长李秀英对于歌剧最早的记忆是一部韩国原创歌剧作品的演出,当时女主角正在舞台上遭受折磨,她在台下一边看一边无声地哭泣。正是小时候这种艺术普及教育,为她打开了追梦艺术的大门。“歌剧离观众还有多远?这取决于艺术教育普及。现在亚洲歌剧的观众比欧美的观众年轻很多,主要在25岁至45岁这个年龄段之间,这得益于近年来亚洲歌剧的繁荣发展和推广普及,这对歌剧未来的发展来说也很有说服力。”莫华伦说。
观众越来越年轻,对艺术普及教育又提出了新难题,以往的形式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变得陈旧。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院长詹保罗・维亚内洛指出,“这种情况下,运用新的媒体显得更有价值,歌剧的世界不再能忽视网络媒体传播的效力。像我就是一个多媒体的编辑者,在凤凰歌剧院,我们创建了网络电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终端和IPOD终端下载我们作品的内容。再比如用卫星电视传播,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曾经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还有现在电影院不断增加,看电影的观众越来越多,借用这个渠道推广歌剧,也是一种思路。当然,谈开辟这些传播途径是在避免歌剧低俗化、保障艺术水准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能让其变了味儿。”
歌剧《青春之歌》在国家大剧院歌剧节演出的剧照。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